跟着佛走 2007-10-16 10:10
龟兹研究100年回顾
<p> [attach]678[/attach]</p><p><br/>[attach]679[/attach]<br/></p><p><span style="FONT-SIZE: 12pt; COLOR: #708090; FONT-FAMILY: 幼圆;">龟兹,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历代汉文史籍或称丘兹、丘慈、屈支、屈茨等,均为龟兹语kutsi的不同译法。同鹘语称该地为kasun(kusan),汉文作曲先、苦先等,现代维吾尔语称kuca(r)。龟兹,主要指我国新疆塔里木河北缘的阿克苏地区,即以库车为中心,包括新和、沙雅、拜城、轮台诸地。<br/> 《汉书。西域传》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杆弥、北与乌苏、西与顾墨。冬至都护府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与之相同,辖地约为今库车、新和、沙雅、拜城四县之地,其王城位于今库车。魏晋之后,领近的轮台、乌垒、姑墨、温宿、尉头诸国已役属龟兹,其历史疆域扩展成,东起库尔勒以接焉耆,西接巴楚东境;北依天山,南邻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的城邦大国。基本上包容了阿克苏地区的八县一市、喀什地区的巴楚县、巴音郭楞州的轮台等约十县之地。其面积相当于我国河北省。<br/> 公元前二世纪之际,龟兹就与中原王朝有了正式的交往,汉唐两代的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的治所曾设于龟兹,绝非偶然。伴随着“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龟兹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在融汇外来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产生了辉煌的龟兹文化并享有盛誉。<br/> 龟兹文物与考古发现自十九世纪末叶至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这百年的历程可划分两个大的时期,即1889-1949年和1949-1999年。<br/> 第一时期,大略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1989-1949)。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1889-1928年,后一阶段为1928-1949年。<br/> 前一阶段的三十余年里,龟兹文物的调查、搜集、整理及研究皆为外国者所垄断。1889年7月,英国人鲍尔自喀什到库车。在库车搜到一部公元五世纪中叶的药方及四世纪的佛典写本,是当时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手记之一,即所谓的“鲍尔古本”。英国学者赫伦总结鲍尔的搜集物说;“鲍尔对原稿的发现,以及原稿在加尔各答的公开发行,是对新疆考古学的探索上,开始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运动。”它使得“科学的欧洲在这个区域内开始了更进一步的古物追求”。是年12月,瑞典人斯文。赫定从奥什来大喀什,越天山到伊塞克湖。1899年,斯文。赫定第三次从中亚探险,乘船沿塔里木河漂流至罗布泊洼地,详细绘制了塔里木河航线图。并在尉犁县的英库勒(新湖)建立了大本营,掀起了楼兰考古的序幕。自此以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格抡威德尔和勒柯克,俄国的、日本的大谷等探险、考古队纷纷到此活动。在龟兹地区展开了以佛教艺术(美术考古)为主的文化掠夺。其中主要是对龟兹境内的图木舒克、克孜尔、库木吐拉、杜勒杜尔。阿户尔、苏巴什、森姆塞木等重大佛教遗址进行了勘测、调查、发掘和清理,并掀起了佛教艺术为主的美术考古的热潮。破坏了许多重要佛教遗址,割走了许多珍贵壁画,掠取了大量的文物资料。但是就其龟兹文物的研究而言,曾刊布了报告、发表了调查笔记,以及出版了专著,涉及历史、地理、语言、艺术等各领域,各种研究至今仍在继续中。其有学术影响者,主要有法国的《图木舒克》、《库车杜勒杜尔。阿卢尔》、《苏巴什》、《中国土耳其斯坦地下宝藏》、《中亚古代晚期佛教遗迹》、以及日本的《西域考古图谱》和《新西域记》。<br/> 后一阶段(1928-1949年)。龟兹文物与考古发生了很大变化。1927年,在我国人民和学术界的力争下,中瑞联合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创了我国学者参加领导,由我国学者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的历史,奠定了龟兹考古研究的基础。其中有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德日进和杨忠健对阿克苏县附近的史前考古文化的调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独自对龟兹境内的史前及历史时期的遗址、墓葬、石窟寺、伊斯兰建筑等进行调查、试掘和文物征集。他是中国学者从事新疆考古的开拓者,陆续出版了《罗布卓尔考古记》、《吐鲁番盆地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蒙新考察日记》等专著。奠定了新疆文物考古调查的基础。<br/> 第二时期:1949-199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怀下,龟兹文物与考古由中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全面开展工作。其规模性、科学性和成果是可观的。主要体现在:1、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文物保护维修事业的成果显著。首先成立了库车,拜城文物保管所(1953年12月),阿克苏地区文管所、龟兹石窟研究所、新和文管所、拜城文管所。2、组织经常性的文物普查工作,自1953年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新疆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句组成新疆省文物调查工作组在库车、新和、沙雅、拜城、温宿进行遗址、墓葬、石刻、石窟寺和伊斯兰古建筑的调查。此后的文物普查常抓不懈。尤其是1989年以来的文物普查资料统计表明,龟兹境内的古代文化遗址、墓地等已有300余处,建立健全了科学的考古资料档案。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四处、自治区级文保单位二十余处。3、考古发掘和石窟考古研究成绩突出。主要有1958-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队发掘了库车哈拉墩遗址、唐王城和苏巴什西大佛寺等遗址,1959年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发掘巴楚托克孜沙古城。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新疆石窟调查组对天山南路石窟寺的专题调查和试掘。1979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带研究生赴库车、拜城石窟寺考察实习。1990-199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配合拜城克孜尔水库建设,进行克孜尔目的的抢救性发掘。<br/> 新中国的龟兹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成绩突出。如龟兹史前文化的哈拉墩遗址和克孜尔墓地发掘的收获,汉龟二体铜钱和无文小铜钱的发现和探讨,龟兹故城和唐王城等重要城址的调查和发掘,揭示了龟兹悠久而丰富的多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面貌。尤其是在龟兹佛教考古方面,借助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以及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研究中,对石窟类型的断代与分期研究等都有新的进展,成果和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龟兹研究繁荣局面。<br/> 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有;《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调查》、《中国石窟》、多卷本的《克孜尔》、《库木吐拉》、《森姆塞姆》、《克孜尔1-17窟发掘报告》、《龟兹石窟》、《龟兹石窟志》、《克孜尔石窟探秘》。<br/></span></p><br/>[attach]680[/attach]<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