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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纪事--告诉你一位真实的释迦牟尼》连载

好呀,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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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导师麾下的僧团

家乡的弟子们

转过头,我们再回到王舍城的竹林。在那里还没有修建“精舍”的时候,有一天释迦牟尼想到了他离别已久的祖国,于是决定回到迦毗罗卫,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其他宗族成员。按规矩,他的僧团在离城不远的一座园林中安住下来。从佛经中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佛教僧团一般是很少进入城市居住的,他们都与城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所以,当他们游化到某座城市附近时,都会在稍微偏僻的郊区,找一处安静的森林或园林栖息。因为他们是出家的僧人,过着梵行生活,追求清净,自然要与俗世保持距离。但是,他们一般乞食时,是会进入城市的,得到食物后,则会到一个偏僻处去食用。

第二天一早,释迦牟尼就携带衣钵进城去见父亲净饭王。净饭王见到儿子自然非常高兴,我们不作过多的介绍。

此时,罗睺罗和他的母亲也来见释迦牟尼。我们曾经提到,当年王子离家时,他的儿子罗睺罗刚刚出生,此时应该已经到了67岁的年龄。据《律藏·大品》记载,这时母亲对罗睺罗说:“那是你的父亲,罗睺罗!你去向他要遗产!”这个孩子非常有趣,他对这位陌生的父亲说:“你的影子很温暖,沙门!”。饭后,释迦牟尼站起身来向外走去,这个孩子就跟在后面不停地说:“给我遗产,沙门?”。我们知道,释迦牟尼是一位出家者,世俗的一切都已经不属于他。罗睺罗所要的“遗产”,显然不是指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释迦牟尼会意地对弟子舍利弗说:“给他出家吧!”,于是舍利弗就给这个孩子剃度。从此后,僧团中就有了儿童出家作沙弥的先例。

佛经上的记载就是这些,剩下的我们只能凭想象来理解。罗睺罗年龄尚小,肯定还不能够完全理解“遗产”的意义。但是,这个孩子会遗传他佛陀父亲,在儿童时期就喜欢沉思默想的天性,则是可能的。所以向父亲索要遗产之说,未必一定是真实的事件,作为母亲也未必会真的希望自己的儿子与丈夫一样去出家,何况是在这未谙世事的年龄。另外,这位小王子对他的父亲说,他的影子很温暖,这本身就是违背常识的,影子显然是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反而要比太阳光还温暖,这可能又是一种夸大,但是这一记载,却有很重大的象征意义。

在罗睺罗出家这件事情上,释迦牟尼处理得似乎有些简单。在此前他的弟弟难陀也已经随他出家。这样一来,与净饭王最亲近的儿孙都离他而去。这使他感到异常悲伤。据《律藏·大品》记载,他找到释迦牟尼,谈到当年因他的出家,给父母造成的心理打击是深入骨髓的。所以提议僧团未来接受儿童出家,应该征得父母的同意。释迦牟尼非常认真地倾听完父亲的抱怨,并接受了这个建议。马上告诫僧团,今后接受出家者,都应征得父母的同意,不然就是非法的。

刚刚出家的罗睺罗,因为年龄尚小,不可能象成人一样自律,他可能很调皮,也可能会不听管教。通过经中的记载,我们知道罗睺罗出家后,并不与释迦牟尼住在一起。按照当时的情况看,释迦牟尼曾委托自己的大弟子舍利弗为罗睺罗剃度,所以罗睺罗理应是舍利弗的弟子,应该跟随舍利弗学法。

《中阿含经·第14·罗云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傍晚,释迦牟尼来到罗睺罗的住处,罗睺罗很有礼貌地侍奉父亲洗足,然后顶礼后坐在一旁。释迦牟尼将一些水倒入一个水罐,问道:“罗睺罗,你看到水罐里的那点水了吗?那些不知羞耻,故意说谎的人,就像这样,没有多少沙门性。”然后,他将罐里的水泼掉,说道“那些不知羞耻,故意说谎的人,就像这样,泼掉了沙门性。”接着,他又将水罐口朝下放在地上,说道:“那些不知羞耻,故意说谎的人,就像这样,倒覆了沙门性。”最后,他将水罐反过来口朝上,说道“那些不知羞耻,故意说谎的人,就像这样,沙门性空无。”释迦牟尼继续举例说:“譬如一头御象,在战斗中使用前腿、后腿、前身、后身、头、耳、牙和尾,然而却缩回鼻子。那么,象夫会想:‘尽管他使用全身,但缩回鼻子,还不能彻底为国王献身’。 一旦他使用鼻子和全身,象夫会想:‘这下他能为国王献身了,不再需要调教了。’罗睺罗,只要有人不知羞愧,故意说谎,我就不能说他们不再需要调教了。所以,你必须培养自己决不说谎,哪怕只是开玩笑。”在《中尼迦耶》中,释迦牟尼以镜子举例,告诉罗睺罗,要象照镜子一样,对自己的心、口、意进行反复地关照,使它们不违犯道德。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释迦牟尼非常注意从这些基本的道德入手,教导他的弟子,首先要遵守一个人所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才可以谈得上高深的修行,不然即使再努力,也达不到目的。按照释迦牟尼说法的习惯,这有可能是针对刚刚出家的罗睺罗的一些不当举动而说的。

这次,释迦牟尼返回故乡,事实上引起了一场连锁反应。一个宗族出了一位圣人,决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这在当时非常重视家族宗教传承的释迦族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他们对于这位圣人,能给他们带来心灵的宁静而感到满足,一时舍俗出家的愿望在那些年轻人们的心中涌动着。渐渐地,跟随释迦牟尼出家作比丘,形成了一场运动。释迦牟尼住在家乡的这段日子里,接受了很多释迦族的子弟进入僧团。有关这些经中的记载非常庞杂,我们不作过多的介绍。只是其中有几个人,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律藏·小品》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跟随那些释迦族王子们一起出家的,还有一位叫做优波离的剃头匠。这位剃头匠不同于释迦族人,他属于当时最低等的首陀罗种姓。他原本是应邀陪同这些王子们,一同到释迦牟尼那里去,因为王子们不知道释迦牟尼的住处,所以由他带路。等到了那里,王子们就打发他回去。然而,优波离很快又折返回来,向这些王子们请求一起皈依释迦牟尼。也可能这位优波离的人缘不错,抑或平日里和这些王子们混得太熟了,大家都表示同意,带着他一起去见释迦牟尼,并提议让他先剃度。按照惯例,剃度早的一定是师兄,后剃度的就要向师兄顶礼致敬。因为,这些王子们了解到,释迦牟尼是讲平等的,对种姓制度非常反感!另外,这位优波离一直以来,就是他们身边的仆役,全心全意地伺候他们,也应该受到他们的顶礼。释迦牟尼欣喜地接受了王子们的建议,并为他们先后剃度。此后,这位优波离在僧团中,享有与其他成员同样的待遇,并被释迦牟尼授予护持戒律的职责,也就相当于纪律纠察队的队长。后来,他也成为释迦牟尼最有成就的十大弟子之一。

这次,与优波离一起跟随释迦牟尼出家的,还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位叫做阿难,他出家不久,就成为释迦牟尼最亲近的侍从。他被认为有超人的记忆力,在教团中称“多闻第一”。此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与导师释迦牟尼几乎是形影不离,被认为是得到释迦牟尼教诲最多的人。此外,释迦牟尼说法是不拘形式的,可能会在千人的法会上,作长篇的演讲,也可能是在行路中,针对一人一事作三言两语的开示。更可能是与“外道”的一些你来我往、一问一答的辩论。这一切,只有阿难全程跟随,少有遗漏。所以,释迦牟尼灭度后不久,佛教弟子们进行第一次佛经的结集时,就请这位阿难坐在“上座”的位置上,凭记忆将佛所说过的话一一诵出,再由大家共同印证没有错误,才算成立。还有一个传说,由于阿难长期跟随释迦牟尼,耳濡目染,行住坐卧、语言表情都与释迦牟尼生前酷似。所以,在佛经结集的过程中,很多人误以为是释迦牟尼现身在为弟子们说法。因为他们是堂兄弟,血缘很近,再加之多年生活在一起,表情与行为酷似也并不奇怪,这些我们先存而不论。

这次出家的王子中,还有一位是我们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提婆达多,他与阿难是亲兄弟,也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他们的父亲,可能是净饭王的亲兄弟。他们的年龄应该比释迦牟尼小一些。释迦牟尼成道的消息,使他们倍受鼓舞,所以,相约一同跟随这位伟大的佛陀。但是两位亲兄弟的结局却截然不同,一位成为释迦牟尼终生的追随者,另一位则在后期成为背叛者。有关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前面已做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我们还是来解释一些佛经记载中的小问题吧。

经中对于这些跟随释迦牟尼出家的释迦族人,都冠以“王子”的身份,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净饭王这一系的嫡传子孙,才可以称为王子,换句话说,当年的悉达多、后来出家的难陀、还有罗睺罗,无疑是应该被称作王子的。但净饭王的兄弟们的后代,则应该有所区别,更不用说其他更远的分支了。我们前面介绍释迦牟尼所在国家的情况时,曾强调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一位被十座小城的贵族们,推举出来的“国王”。十座小城的负责人,叫做“城主”还算恰当,如果叫做国王,那显然是夸张的。如果这种称呼站得住脚,那么净饭王,就应改称做“皇帝”,而各城的城主则应被称为“诸侯王”,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假设,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那时的迦毗罗卫国,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怎么可能有这种理想化的称呼?由此看来,这又是那个“转轮圣王”情结的一种反映。

搞清楚这些,我们也就可以大胆地怀疑后期经典中,跟迦毗罗卫相关的那些皇帝、皇后、太子、王子的记载了。同时,也能搞清楚跟随释迦牟尼出家的,并没有那么多“王子”身分的人。相反,可能更多的是些释迦族的子弟。从优波离得到允许出家这件事情上看,当时跟随释迦牟尼出家的贫民百姓(包括吠舍、首陀罗阶层)也不在少数。只是这些记载不如王子们的出家更能打动人心罢了!

有趣的是,这些“王子”们出家的情况各自不同,《律藏·小品》讲述了这样一件趣事,当时有两位释迦族的兄弟,看到其他人踊跃出家时,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兄长对弟弟说:“现在有很多‘王子’都跟随佛陀出家了,而我们家里还没有人出家,那么,下一个是你还是我?”弟弟回答说:“我从小娇生惯养,我可不能出家,还是请你去吧!”兄长说:“那我就教你在家谋生的手段,犁地、播种、灌溉、除草、收割等等。今年作完了,明年还要作,年复一年,没有止境。我们的父辈已经去世,但是工作还要继续。所以,你要学会这些工作,我就出家!”从这段话里,我们也很容易了解到,这两位所谓的“王子”,是依靠种田为生的,而且是世世代代如此。这应该属于第三种姓吠舍所从事的职业。这样一来,释迦族完全属于刹地利种姓之说,就大有问题。所以,称他们为“王子”,就更说不通了!

弟弟一听这话害怕了!于是,找到母亲要求同意他出家。母亲开始不同意,最后,被他磨的没有办法,就告诉他,除非释迦的另一位族人跋提出家了,你就可以跟他出家。跋提在释迦族中有一定的地位,所以被称为“释迦王”。这位弟弟急忙跑到跋提那里,请求与他一同出家。跋提告诉他,即使出家也要到七年以后,到时候可以一同前去!这位弟弟当然不答应,与跋提讨价还价,一年一月地递减。最终,释迦王跋提,不得不向这位小兄弟“投降”,出家时限由七年,变成了七天。结果,七天后他们与阿难、提婆达多等人,一同剃度出家

    由此看来,当时出家的人们,不都是被释迦牟尼的教法所打动。倒是有很多人跟风,甚至是赶“时髦”!更有些人,可能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那些繁重而辛苦的劳动!这种情况,无论是在释迦牟尼时期,还是后来的两千多年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所以,佛教僧团中仍然是一个微缩了的“凡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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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团的戒律

鉴于这些情况,僧团开始慢慢建立起一套训练新成员的条例。一些简单的处罚犯戒的条例也开始慢慢丰富起来。对那些出家动机有问题的成员,也会采用劝退的方法,如此渐渐形成一套完整地授“具足戒”仪式。“具足戒”不同于简单的“三皈五戒”,是正式授予具有比丘或比丘尼资格僧人的一套完整的戒律。刚出家的沙弥(刚出家的人不管年龄多大,都没有比丘或比丘尼资格,相当于实习生,必须经过系统地学习与训练后,才可以得到比丘或比丘尼资格。)是没有资格受这种大戒的。但当时的“具足戒”,可能不象我们今天那么系统,应该是比较初步、简单的。而且,还会有一个完善的过程。

刚出家的弟子,虽然没有资格受“具足戒”,但也同样要受沙弥戒,这是一个完整而严肃的仪式。这种仪式一般针对十六岁以上自愿提出出家的人(包括女性)。在受戒仪式中,他们一开始必须穿戴俗家衣物,从出家人手中接过僧衣(袈裟),当众请求接受他们进入僧团,并在大和尚的带领下发愿皈依三宝,也就是皈依佛(指释迦牟尼,后期也泛指十方三世诸佛)、法(即达摩,也就是佛法,也称正法)、僧(即僧伽,也就是僧团)。之后和尚为他们授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非时食、不听视歌舞、不涂香装饰、不坐卧高广床位、不接受金银)。十戒相当于佛教僧人的入门戒,接受了十戒才算出家,但身份只是沙弥(相当于实习生)而不能成为比丘。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与训练,才可以申请受“具足戒“,成为正式比丘。申请程序大略是这样的:申请人须有两位介绍人陪同,并接受僧团的审查。审查的内容非常细致,首先要确定申请人没有传染病、没有肢体残疾、不负债、非奴隶、非现役士兵、非未成年人,年满二十岁,并征得父母同意、有三件袈裟(僧人的三衣)和一只乞食的钵等。这些问题都是以面对面问答的形式进行。当然,介绍人有提供证明的义务。因为,两位介绍人中,有一位应该是这位沙弥的老师(师父)。审查通过后,申请人才可接受“具足戒”,履行成为正式比丘或比丘尼的全部仪式。出家人受戒,是佛教中的重要仪轨,没有正式受戒的人,即使剔了光头、穿上僧衣,也不能被视作正式的僧人。

大约700年后的中国三国时期,曾有很多佛教信徒按照外来僧人的样子自行剃度,断绝俗世,自称出家人。因为,此前中国的法律严禁国人出家,在这之后,虽有人自行出家,但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僧人。直到一位洛阳人朱士行,在接受了来自安息国昙帝法师正式开坛受戒后,才被载入中国佛教的史册,被称为中国第一僧。

故而,不管你的地位如何,也不管你的修行达到多高的水准。只要你没有正式受戒,都不能被称作僧人、沙门。

释迦牟尼灭度1162年后,中国唐代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一位叫做慧能的居士,在对两位相互争论的僧人,进行了直指人心的点播后,竟然被台上正在讲解佛经的大和尚恭请为上座。此后,大和尚不光对慧能验明了五祖衣钵传人的正身,还谦虚地向他请教顿悟之法。大和尚对眼前这位居士,显然已经以师相待。即便如此,正月十五,大和尚仍然以剃度师的身份,为慧能剃度,并请来明师为其授具足戒,有专门的律师为慧能讲解戒律,不仅如此,还请来中天竺的法师为他说戒等。一切手续履行完毕,慧能才算以出家人的身份承法作祖。其实,这位禅宗六祖从听闻佛法,到最终开悟的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在作居士的时候完成的,即便如此,他仍然要经过正式而合法的受戒后,才能得到合法僧人的地位。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因为释迦牟尼喜欢对他的僧团成员,给予最大信任,所以,最初的戒律非常宽松。随着一些僧人不法行为的陆续出现,针对这些行为的戒律,才被慢慢地加进去,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条文。当然,这并不代表此时的“具足戒”已经最终形成。我们现在可以见到比丘的二百五十戒,及比丘尼的三百四十八戒,很可能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步形成的。此外,授戒的法师不仅是简单地将这些戒文告知新受戒的比丘,让他们熟记就可以了。而是要举行一种仪式,并由专门的戒师逐条讲解。比丘或比丘尼一旦受持了这些戒律,则不可违犯。如有违犯,将受到处罚直至开除僧籍。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并不是绝对的法律,因为,其中很多是牵涉到个人起心动念的内容。所以,它的主要作用是强调自律。令人们不可思议的是,僧团戒律的制定和最终解释权,并不完全属于释迦牟尼本人。他在这些戒律制定之初,就试图避免使用非民主的方式。戒律的制定是要通过僧人大会进行投票,投票时全体僧人必须到场,因病不能出席者,也要委托他人代为投票或发表意见。在这类集会上,全体僧人被赋予各抒己见和自由辩论的权利。大会会对这些不同意见进行调和、折中,以达到一致。这些得到一致的同意的内容,才会形成大家严格遵守的条例,也就是权威的戒律。

其实,这种全体必须参加的会议,不仅限于戒律方面的讨论。一切与僧团相关的重大事情,都会进行必要的讨论与投票表决,尽可能达到全体通过!即使有少数持相反意见的人不能被说服,僧人大会仍会尽量协调,最后得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这种方式至少在释迦牟尼时期,是一直保持着的。

据记载,这些戒律条文,后来被规定在僧团的斋日(阴历每半月的初八、十四、十五的夜晚僧人们集会对教义进行讨论,斋日可能是印度传统的宗教日,佛教本来并没有遵守斋日的仪式,后来在摩揭陀国王的建议下,佛教才开始这一仪式的。),由全体成员集体逐条背诵,并形成一种固定的仪式。这些戒律条文,分成八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发问,即提出与制定戒律相关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引子,为戒律条文前面的铺陈性内容;第三部分陈述有关根本罪的内容;第四部分是处以暂时逐出僧团的罪过(想当于留团查看的处分);第五部分是方便罪;第六部分是处以永远开除僧团的罪过;第七部分是可以通过忏悔得到宽赦的罪过96种较轻的罪过);最后部分是要进行忏悔的罪过(大概有4种)。我们知道,当时的经典和戒律,没有文本记载,都是通过口耳相传、背诵记忆的。所以,经常集体背诵,有利于复习这些内容,和及时更正记忆上的错误,更有时时警策个人的作用。

斋日里,还会有一项重大的工作,就是对那些犯戒的比丘或比丘尼,进行适度的教育和辅导。这些犯戒者,首先在全体僧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并对自己起心动念的过程,进行深刻地剖析,以求得大家的谅解。当然,情节严重的,也会受到开除僧籍,或留团查看的处分。其中,有些原则性的罪错(杀人、偷盗、邪淫、妄语这四项罪过将被开除僧籍,饮酒则不包括在内,因为饮酒没有直接的犯罪行为,但他它可能引起犯罪,所以会受到较轻的处罚),会受到最严重的处罚,也就是立即无条件地被开除僧团,不过那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人,是会通过当众以事论事的忏悔,放下包袱,僧团对其以往的过失便一笔勾销!这样一来,僧团内部因对这些犯戒的特例,进行了公开而适度的教育,更大限度地警醒全体成员,使僧团保持相对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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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是一种智慧

在教义与戒律方面,释迦牟尼是鼓励大家积极、合理地进行辩论的,他认为辩论能有助于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其实,这种合理的辩论,在释迦牟尼49年的传法生活中,可能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因为,他反对弟子们对他本人进行盲目地崇拜,和对他教义的非理性接受。他曾告诫他的弟子们:

“不要相信只凭听说的任何事物。不要相信那些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传统。不要因为众人都这么说,而相信它。不要因为经典上的记载而相信它。不要相信权威、导师或长辈的教导。当你经过观察和分析后,认为事物与原则一致,并有助于个人与大家的善行与利益,才接受和实行。”

可见,释迦牟尼从来没有强迫他的弟子,按照他的思想行事。相反,他要求他的弟子们理智地对待一切说教,包括权威及导师们的教导,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他个人及其他的教法。他更鼓励弟子们以严肃的心态,认真地分析和细致地观察,事物与原则是否一致?事物与原则是指表面现象与背后的规律,前者是感性认识,后者是理智分析。正因为释迦牟尼本人一直以来,对这方面的重视与研究,成为他最终洞彻真理的成功之路。所以,他非常希望他的弟子们,能像他一样走出一条理智求证之路,而不是仅仅成为他教法的简单信徒!正如那烂陀长老所说:“他没有迫使其信徒,成为他教导和他本人的隶属,而是给与他们充分自由的思想,劝告他们不要仅仅因为尊敬他而接受他的教导,而应彻底地加以检验。”他的教法,是可以拿出来供大家讨论、研究甚至是辩论的。因此,后期佛经中那些释迦牟尼“一边倒”的说法记载,未必是历史的真实。但是,这并不表明他鼓励缺少理智的争辩。

据《律藏·大品》和《中尼迦耶·第128·随烦恼经》记载,释迦牟尼在侨赏弥时,僧团内部有两派人,因为戒律中的一些内容,相互争论起来,气氛激烈,难以平息,争论双方甚至拳脚相加。有一位比丘请释迦牟尼出面调解,释迦牟尼出面劝他们停止争论,但并没有使争论停止,相互争论的比丘们,甚至拒绝他的调解,他再三劝告没有奏效,于是起身离开

第二天一早,他准备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临行前,诵了一段长长的偈子:

争吵之声同时起,无人觉得自己蠢;

僧团由此陷分裂,无人觉得有责任。

 

他们忘却智慧语,自作聪明耍嘴皮;

只是张口想说话,不知为何这么说。

 

“他骂我,他打我,他欺我,他夺我!”

人们互相怀敌意,仇恨永远难平息。

 

“他骂我,他打我,他欺我,他夺我!”

若不这样怀敌意,仇恨肯定能平息。

 

若似仇恨对仇恨,世界永远不安宁;

古老法则已昭示,互不仇恨得安宁。

 

尽管有人不认识:“我们应该受约束。”

仍然有人能认识,争吵由此得平息。

 

偷牛偷马偷财物,强盗土匪结成帮;

他们尚且能协作,我们为何不团结?

 

如果你有好同伴,聪明可靠能相处,

你就与他同伴行,跨越艰难和险阻。

 

如果你无好同伴,聪明可靠能相处,

你就独行似大象,犹如王国已沦陷。

 

宁可一人独自行,不与傻瓜结成伴;

林中大象独自行,不争不夺不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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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争吵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很愚蠢,如果因此导致僧团的分裂,也不会有人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他们忘记了使用智慧的语言,完全是在耍嘴皮子。只是知道张嘴说话,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变成了相互辱骂你来我往,这样相互怀有敌意,仇恨永远难以平息。如果以仇恨对待仇恨,世界就永无安宁之日。古老的法则告诉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仇恨,才能得到心灵的安宁。强盗与土匪们尚且能够合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偈子中,强调了“自我约束”是平息争端的最好办法。结尾还为那些为争吵而烦恼的人,指出了一条“独善其身”的路:如果你觉得同伴是傻瓜不足与谋,那么你也可以像林中的大象一样去特立独行,走自己的路,这实为一种智慧而善巧的劝说。从经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在当时,这些苦口婆心地劝告,并没有受到争论双方的重视。这位导师必须采取退出的方式,使双方逐渐冷静下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争论渐渐平息后,释迦牟尼才回到这里。

由此看来,他不是一位激烈的争论者,也不愿意他的弟子们采取这种方式。遇到这种境况,他一般会采取“冷处理”的方法,而决不会以权威的姿态轻易批评任何一方。

其实,释迦牟尼对于那些反对他的外道们,也同样采用这种平和的心态。他喜欢用智慧去折服对方,而不是用激烈的语言。他是他所教导的“中道”的典型样板,但这并不妨碍他毫不留情地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他的方法不是发表长长大篇的演讲,而是尽量适应他所说服的对象。态度非常真诚而且富于礼貌,但从不装腔作势。他很注意不去驳斥对方的理论和实践方法,而是顺着对方的观点,用结论和答案给予修正,以引导对方靠近真理。这种理智的态度,使他常常在辩论中取得胜利,一些外道导师,当场放弃自己的学说,皈依到他门下的记载,比比皆是。

值得注意的是,释迦牟尼对于其他外道,除了与他们不定期地进行辩论与交流外,还采取平等相待的态度。当时的印度,政治环境非常复杂,又是文化思潮强烈激荡的时代。各家各派的学说,有如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的多样化,导致各家的观点五花八门,很难统一,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他们之间相互诘难,争论不休。此时的各国统治者,也都是莫衷于是,他们一般不会只信奉一种学说,多半都是几种学说一起信奉。但此时他们的重点,都集中在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沙门思想中。其实佛教徒兼有多种信仰的状态,不仅在印度,后来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比如后世中国的佛教信徒,特别是在家信徒,大多存在这种信仰杂揉的问题。他们往往对佛教有好感,但同时对黄老、孔孟(这里的黄老、孔孟是指被宗教化了的信仰)信仰也统统接受,甚至热衷于其他宗教的礼拜、祭祀等活动,只是尽量躲开那些具有杀生嫌疑的血祭活动而已。“这可能与佛教僧团,在一开始就极力避免建立一种权威的组织构架,和等级森严的集中教权有关。这样极易造成僧团与社会信徒之间的分离,而使在家信徒缺少归属感,他们既可能将其它宗教的信仰纳入佛教,也可能使自己成为其它宗教的信徒”。

跋耆国有一位握有实权的将军,一直信奉耆那教,而且是耆那教的一位大施主(拿出大量财富,供养僧人的在家人)。后来佛教僧团来到这里,他就慕名前去拜访释迦牟尼,并被他的学说打动,当场皈依佛门,做了一位佛教居士。事情到此应该算是很圆满,佛教就此又多了一位有地位的大护法。但是,释迦牟尼知道这位将军,原本定期给耆那教大量钱财布施。因此,劝他不要因为信奉了佛教,就停止针对耆那教的布施,并且鼓励他按照原先的计划长期坚持下去。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我们希望有吃饭的权利,同时也不会因为自身要吃饭,而剥夺别人的饭碗。这决不是所有宗教领袖都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跋耆国有一位握有实权的将军,一直信奉耆那教,而且是耆那教的一位大施主(拿出大量财富,供养僧人的在家人)。后来佛教僧团来到这里,他就慕名前去拜访释迦牟尼,并被他的学说打动,当场皈依佛门,做了一位佛教居士。事情到此应该算是很圆满,佛教就此又多了一位有地位的大护法。但是,释迦牟尼知道这位将军,原本定期给耆那教大量钱财布施。因此,劝他不要因为信奉了佛教,就停止针对耆那教的布施,并且鼓励他按照原先的计划长期坚持下去。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我们希望有吃饭的权利,同时也不会因为自身要吃饭,而剥夺别人的饭碗。这决不是所有宗教领袖都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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