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月

 但杨曾文近年根据真福寺本《坛经》及其后面周希古写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后叙而提出，“据此可以证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州本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转录的说惠昕本《坛经》有三卷十三（六？）门是错的。因周希古为刊行《坛经》写后序的时间早于《郡斋读书志》（1151年自序）问世的时间。……此本《坛经》的原本，比晁子健所据以刻印的写本（天圣九年，公元1031）还早，上距惠昕改定《坛经》才四十五年，可以说更接近惠昕的原本。”（注：《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191页。 ）其实杨曾文这里并没有能证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关于惠昕本《坛经》有三卷的说法是错的，也没有能排除胡适的上述假说，因为周希古写的后叙表明此本《坛经》比较早出而更接近惠昕改定的二卷本原本，不等于其后就不会有三卷本《坛经》的出现。当然，胡适的推论假设也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验证。

    现存的第三个《坛经》本子就是契嵩改编的本子。从宋吏部侍郎郎简为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但序中称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现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且是明代的本子。因此，中外学者也有不称其为契嵩本，而称其为“明藏本”或“曹溪原本”的。但由于“明藏本”并非只有一种，明版大藏经本也有南藏本与北藏本的不同，因而以“明藏本”来指称《坛经》本子，实际上容易造成混乱，例如胡适认为“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注：《〈坛经〉考之二》，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31页。），而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中所说的“明藏本”却是指宗宝本；同样，印顺法师和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等沿用“曹溪原本”（注：请参见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和印顺的《中国禅宗史》等。）之称，这似也不是最佳，因为现在学术界正在讨论《坛经》最早的“原本”或“祖本”等问题，而现存的契嵩改编本已基本可以肯定并不是《坛经》的“原本”。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将因郭朋先生等的说法，仍称此本为契嵩本，尽管其可能已不是契嵩改编本的原貌。（注：杨曾文曾推测此“很可能就是契嵩本”（《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 293页）。）

契嵩“勒成三卷”的《坛经》本子现虽已不存，但除了上述的“曹溪原本”之外，现还有一种“德异本”，正文与“曹溪原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但附记略有不同。从德异为之所作的序来看，其刊行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在日本有经高丽传入的元延佑三年（1316）的刻本，故又称“延佑本”。德异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作于元至元二十七年）中说：“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据此则可知，在元至元年间，社会上流传着一种“为后人节略太多”的《坛经》本子，是否就是惠昕嫌“古本文繁”而作的改编本，不能下断语，但有这种可能。而德异从通上人处得到的早年曾见到过的“古本”，则有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德异在刊行古本时是否作过改动，现不能确知，若未作增删，则所谓的“德异本”也就可能就是契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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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是通行的元代的宗宝本，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从内容上看，宗宝本与德异本一样，都属于契嵩改编本这个系统。据宗宝的跋文，此本刊行于至元辛卯（1291），是取当时流行的三种不同的《坛经》本子校雠而成的，因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遂“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印顺法师曾认为，宗宝本主要是依据了德异本，其刊行的实际时间也要更晚一些。由于德异本有可能是契嵩本的再刊本，而宗宝本与德异本内容基本相同，通行的宗宝本前又都有德异的序，因而宗宝本所用的底本也就可能是契嵩本（注： 请参阅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第296页。）。 宗宝本与现存的契嵩本（“曹溪原本”或“德异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虽然品目不完全一样，但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在内容的编排上略有改动。从比较中可以推论，宗宝所校雠的三个本子中可能也包括了惠昕本。（注：例如惠昕本第十一门“教示十僧传法门”的内容，在契嵩本中分为第九“法门对示品”和第十“付嘱流通品”两品，但在宗宝本中又合为第十“付嘱品”一品。）明清之际的王起隆曾依据“曹溪原本”而对宗宝本大加攻击，认为它“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注：见《坛经校释》所附《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但在诸本《坛经》中，宗宝的改编本仍然最为流行。

         二、略论有关《坛经》的若干争论问题

  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许多久已失传的包括《坛经》在内的一大批禅宗史料得以重见天日。自此以后，中外学者对《坛经》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专著论文，多得不胜枚举，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国内外学术界对《坛经》的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兴趣。1997年1月在澳门召开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坛经》的文本研究，仍然是会议讨论的三大内容之一。（注：有关会议的研讨情况，可参阅《“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学术研究》（广州）1997年第3期。 ）日本学者伊吹敦在1995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敦煌本〈坛经〉的形成》（注：载《论丛：亚洲文化与思想》）第4号：1995年12月。），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原《坛经》”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引起了新的争论。而国内八十年代重新发现的敦博本《坛经》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以《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为题出版了杨曾文的整理本，199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周绍良先生编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此外，《坛经》的校勘、导读乃至白话翻译等近年来也一直有新本不断问世。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各种对《坛经》的校勘和整理，都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完善，因而对《坛经》的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对《坛经》的研究，更是任重而道远。围绕《坛经》中外学者曾有过许多比较激烈的争论，下面我就其中几个主要的问题略作述评。

 第一，《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

    在历史上，《坛经》称《六祖坛经》，其作者为六祖惠能，这一向不是一个问题。但敦煌本《坛经》等禅宗史料被发现后，胡适对此提出了质疑，从而引发了争论，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1978年出版的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的《慧能研究》一书中关于敦煌本《坛经》的作者问题就介绍了五种不同的看法：（1）胡适、 久野芳隆认为《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2）矢吹庆辉、 关口真大认为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3）铃木大拙认为《坛经》原是惠能的说法集， 后人又附加了部分内容，宇井伯寿认为是神会一派作了这种附加；（4 ）柳田圣山认为《坛经》古本原是牛头禅系的法海所编，后人又有修改；（5 ）中川孝认为《坛经》敦煌本是神会在法海所抄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而编成的，后来曹溪山的南宗弟子又对此作了些改动。（注：转引自杨曾文编著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196—197页。）其中胡适的观点引起了最多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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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主要论据是：其一，即前面提到的“竟成《坛经》传宗”的说法。其二，敦煌本《坛经》第49节中有惠能言“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的记载，胡适认为这暗示了“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及洛阳荷泽寺定南宗宗旨的事”（注：《坛经考之一》，《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17页。），是《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的铁证”（注：《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92页。）。其三，“《坛经》古本中无有怀让、行思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道，‘余者不得’，这也是很明显的证据。”（注：《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91页。）其四，胡适认为：“《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这是最重要的证! 据。”（注：《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92页。）对于胡适的这一观点，学术界与佛教界均有人出来著文加以驳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钱穆先生的《神会与坛经》和印顺法师的《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等，他们都对胡适提出的论据逐一作了否定，论证颇详，大致代表了人们现在的一般看法，可以参看，本文不再赘言。（注：文载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第81页—108页和第109页—141页。另请参阅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六章。）我对此的基本看法是，神会或神会门下曾对《坛经》作出过改动，并利用《坛经》来抬高本宗的地位，但从现存敦煌本《坛经》来看，说它是神会或神会一系所作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二，联系敦煌本与惠昕本所记传授次第的不同，如何看待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文繁”的“古本”问题？
    关于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它们视为并列的两个系统，有的则认为惠昕本是对敦煌本的发展，“惠昕使用的底本，可能就是这敦煌本”（注：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90页。）。我们认为，敦煌本与惠昕本既可能有同一底本， 又形成了不同的系统，同时，惠昕本在改编过程中，当也参考过敦煌本，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交叉关系。让我们从两本所记的不同传授次第来看这个问题。

    敦煌本《坛经》第五十五节记载了《坛经》初期的传授次第：“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①道。道＠①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而惠昕本《坛经》所记则与此有异：“洎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注：请参见《〈坛经〉对勘》第166页。）其中志道也是法海的同学。 这两处的记载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法海传至悟真，则是共同的。这就表明，惠昕本与敦煌本这两种本子有可能是从同一个底本发展而来。从“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的记载来看（注：日本学者伊吹敦认为这一记载是不真实的，是神会一派为提高《坛经》的价值而伪造的。(见其论文《敦煌本〈坛经〉是否为传授本》。），这一底本当形成在惠能再传弟子悟真活着的时候，时间是比较早的。我们可以假设它就是惠能死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坛经》原本。那么，对两种传授记载的差异如何解释呢？: G.
    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一文中认为：“这也许是因为惠昕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注：〈坛经〉考之二》，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27页。）这种说法似有武断之嫌。印顺在《中国禅宗史》第六章中则认为，这可能说明“南方宗旨”对《坛经》的修改就是法海与悟真之间的志道所为。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仍未解释两种记载何以会有差异，因为印顺是断定现存敦煌本承“南方宗旨”改编本而来的，那为什么敦煌本中没有志道，而惠昕本中却有了呢？杨曾文在表列各种《坛经》本子的时候，曾将惠昕本与敦煌本所依的本子并列于《坛经》祖本之后，即把敦煌本与惠昕本视为《坛经》祖本之后完全并列的两个系统，如下图所示（注:请参见《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并见于《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4页，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97页。）

这种看法似也有问题。因为神会一系修订后“竟成《坛经》传宗”的敦煌本子中有关以《坛经》传宗的记载，几乎都为惠昕本所沿袭，而这种记载却均不见于后来的契嵩本与宗宝本，因此，即使惠昕本主要地不是依据敦煌本，也应该是参考了敦煌本的，这两种本子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我们认为，惠昕本所记《坛经》传承之所以与敦煌本有异，很可能是因为惠昕参照另一个文繁的古本进行了修订，而那个古本与敦煌本则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也不能排斥敦煌本对这一古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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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惠昕的《六祖坛经序》中说：“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注：见《坛经校释》附录。）表示了对古本文繁的不满。然现存的惠昕本也有一万四千字左右，比敦煌本多出了近两千字，它据以修改的文繁古本，想来字数当更多，这应该不会是敦煌本。（注：周绍良先生则认为，“古本文繁”就是宋郎简《六祖法宝记叙》中所说的“文字鄙俚繁杂”，“并不是指字数或情节多寡的问题”（《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90页）。）惠能以后，南宗逐渐盛行起来， 其门徒中流传着惠能以及惠能与弟子的许多传说，并有人出来汇编成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像《曹溪大师别传》、《历代法宝记》等，均属于这一类作品。文繁的古本当也就是汇集了各种传说的一个本子。据此改编而成的惠昕本和契嵩本等与敦煌本的不同，主要是关于惠能的生平事迹和弟子的机缘，由此可以推知，这一文繁的古本关于惠能大梵寺说法的基本内容，变化并不大，甚至也可以推测，此古本在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参考了敦煌本，它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庞杂的本子。后来惠昕本中的“风幡之动”等记载，当皆取之于此。郎简为契嵩本写的序中也说到了为俗所增损的《坛经》本子“文字鄙俚繁杂”，这证明了文繁之古本的存在。如果说，这个文繁的本子为惠能的另一个弟子志道门下所编，那么，以志道、彼岸等人取代道漈，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据以改编的惠昕本、契嵩本分别增加了“志道传承”与“志道机缘”、惠昕本中还增加了与志道主张相近的见闻觉知即是佛性的思想等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要确认这种可能性，还有待于将来新资料的发现来进一步验证。但从惠昕本与敦煌本内容上的差异来看，惠昕改编本在参考敦煌本的同时，还依据了另外一个文繁的古本，这一点在现在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文繁古本的存在，反映了惠能以后，弟子们不断“结集”师说，充实《坛经》的事实，而充实的内容，虽有不少传说的东西，却并不能完全归入伪造之列。

  第三，在敦煌本之前是否有一《坛经》原本或祖本存在？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中外学者的分歧也很大。有的学者否定敦煌本之前还有更古的本子存在，认为敦煌本就是最古的本子。例如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禅宗史研究·坛经考》中曾认为，“敦煌本《坛经》，为‘最古’本的《坛经》，它是其后各本《坛经》的基础。”（注：郭朋《坛经校释》序言，第16页。）周绍良先生最近也非常明确地提出，“敦煌本《坛经》……就是惠能原本，……是唯一的原本”，是“最早原本”（注：《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80页，第190页。周先生还试图从方言、俗语、历史背景等方面来对此加以考定，但读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实际上考定的只是敦煌本为现存各种流通本的“原本”，而并未能确证它就是历史上最古的惠能原本，除外“再没有其他原本!”（同书，第180页）。）。
    与上述看法不同的是，许多学者认为敦煌本《坛经》是现存最早的本子，但已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古的本子，它在流传过程中已经人修改过了。但对于修改的次数和内容等，则又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柳田圣山在1967年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一书中就提出，敦煌本《坛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当存在过一个古本《坛经》，然后才发展到敦煌本《坛经》。（注：请参见杨曾文校写《新敦煌本六祖坛经》第193页。）印顺法师也曾明确提出， 《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从《坛经》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过二次重大的修补”（注：《中国禅宗史》第272页。 “二次重大的修补”当指“至少已经过‘南方宗旨’、 ‘坛经传宗’的改补”（同书， 第266页）。），“以现存的《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 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 修改”（注：《中国禅宗史》第247页。）。上文提到的日本学者伊吹敦在《敦煌本〈坛经〉的形成》一文中更是提出了从“原《坛经》”至敦煌本《坛经》已经过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并从内容到文字和用语等不同的方面对此作了检讨和说明。杨曾文在谈到《坛经》诸本的演变时也提出了“《坛经》祖本”，并在“《坛经》祖本”以后又分列出“敦煌原本”和“惠昕原本”两个系统，以作为现存各本《坛经》的底本（见前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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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赞同上述第二种看法，即认为敦煌本是现存最古的本子，但不一定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早的本子。综合各种资料看，在敦煌本之前似还应该有更古的《坛经》本子。例如前面所曾提到的，从敦煌本和惠昕本的异同来看，这两种本子就可能是从惠能以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同一个《坛经》原本发展而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者对西夏文《坛经》的研究。例如史金波先生通过对分藏于不同地方的西夏文《坛经》残页的译释，并对照汉文《坛经》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西夏文本《坛经》内容，接近法海所集唐中期古本（即指现存的敦煌本——引者按），而与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相去较远。……西夏文本和法海本相近而不雷同，疑西夏译本所据汉文底本为现已失传的另一版本。”（注：《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 期。）这是否也为敦煌本之前或之外另有一古本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据呢？ 

    第四，关于契嵩本和契嵩本的来源问题。

关于契嵩本与现存德异本及宗宝本等的关系，我们在前面谈契嵩本时已作了论述，这里再对学界关于契嵩本来源问题的不同观点作些介绍，并表明我们的看法。

    宋代郎简所作的《六祖坛经序》在提到契嵩本《坛经》形成的机缘时曾说：“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费》，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胜事。”郭朋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文字鄙俚繁杂的《坛经》本，“很可能指的就是法海本《坛经》”。并认为，“在郎简怂恿下，契嵩花费了两年时间，对《坛经》进行了更大的篡改，然后诡称他‘得’到了‘曹溪古本《坛经》，并把它提供给了郎简。”（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卷）第407页。 这里说的法海本，即指现存的敦煌本。）这就是说，所谓契嵩本，其实可能就是契嵩对当时流传的敦煌本（或惠昕本）的改编，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什么“曹溪古本”作为底本。胡适先生在《坛经考之一》中也曾认为这个为俗所增损的文字鄙俚繁杂的本子就是敦煌本，并认为契嵩所得的所谓“曹溪古本”，就是《曹溪大师别传》。后来惠昕本在日本被发现以后，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中修正了自己原先的观点，认为“文字鄙俚繁杂”、“为俗所增损”的本子“也许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门”。并认为，在1031年至1151年之间，二卷十一门的惠昕本可能已被人改换成三卷十六门，而这个改编者可能就是契嵩，因此，所谓“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也就是说，胡适认为契嵩本是契嵩依《曹溪大师别传》而对惠昕本进行校改的结果。
    我们认为，现存的契嵩改编本一卷就有两万余字，若有契嵩“校之，勒成三卷”的本子，字数想来应当更多，它不仅大大超过了敦煌本，也多出了惠昕本不少，契嵩当年所依据的“文字鄙俚繁杂”的“俗所增损”本似不大可能是比现存契嵩本字数还要少的敦煌本或惠昕本，而很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惠昕据之改编的文繁古本。至于契嵩所得到的“曹溪古本”，则如胡适所说的，可能就是约六千二百字的《曹溪大师别传》。这样，所谓的契嵩本，就可能是依《曹溪大师别传》而对“文繁古本”进行校改的结果。在谈到《曹溪大师别传》对契嵩改编本的影响时，楼宇烈先生曾提出，“细考契嵩所增加和订正的内容，其主要部分都来自《曹溪大师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契嵩本是惠昕本（或敦煌本）与《曹溪大师传》的合编本”（注：楼宇烈的《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以及初期禅宗思想》，载《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借用此表述，我们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契嵩本可能是文繁的古本与《曹溪大师别传》的合编本。不过，从现存的契嵩本来看，契嵩改编《坛经》时，在参考《曹溪大师别传》的同时，很可能还参考了《历代法宝记》等其他一些流传的资料

鉴月

另外，前面提到，根据德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中“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的说法，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为后人节略太多”的《坛经》本子，这个本子可能是惠昕改编本，而德异从通上人处得到的早年曾见到过的未被节略太多的“古本”，则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那么，现在结合契嵩本的来源，我们是否可以对《坛经》的流变再作如下推论呢？即： 文繁古本（字数不详）——（节略太多的）惠昕改编本（一万四千字）——契嵩本（超过二万字，也许更多）

三、《坛经》与惠能南宗

虽然有关《坛经》的各种观点现在并不能完全统一，但《坛经》是由惠能弟子记录整理而成，后虽经多次修改补充，仍基本代表着惠能思想，这却是大致可以确定的。现存的各本《坛经》确实存在着时间越后内容越多的情况：敦煌本约一万二千字，惠昕本约一万四千字，而契嵩本和宗宝本则都超过了二万字。这反映了《坛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订补充的事实。但我们认为，不能把后来增加补充的东西都视为是窜改或伪造，而应该联系实际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任继愈先生在肯定敦煌本《坛经》史料价值的同时曾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虽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却可以很早。”（注：任继愈：《敦煌坛经写本序》。）我们认为这是对的。不能简单地以本子的先后来判断真伪，不能认为晚出的本子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不如先出的本子真实

举例来说，较早出的敦煌本与惠昕本都有神会将于惠能死后二十年出来定南宗是非的悬记，而较后出的契嵩本与宗宝本则均改为惠能灭度后七十年有二位菩萨东来“建立吾宗”。这种不同的记载只反映了惠能门下传宗的情况，而很难从《坛经》本子的先后上去区别它们的真伪。再如，惠能在广州法性寺会见印宗法师，并说出了“仁者心动”的惊人之语，这虽不见之于敦煌本《坛经》而见之于以后的《坛经》诸本，但它却是先于现存敦煌本《坛经》的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注：胡适曾推想敦煌本《坛经》的祖本约成于天宝四年（745）， 而王维的《碑铭》约作于天宝十二年（753）， 因而认为王维的《碑铭》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坛经》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请参见《坛经考之二》）。）或《历代法宝记》中就已有的记载，这显然也不能仅以《坛经》各本的先后来判其真实与虚假。

    当然，我们更不能因为现存敦煌本《坛经》经神会或神会弟子整理补充过而认为它一定出自神会一系，因为事实上其中的许多记载与神会门下的传说并不很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有时却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早期禅宗史料的多元性和《坛经》流变的复杂性，并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惠能以及神会等人的思想。例如上述王维的《碑铭》乃是应神会之请而作，其中有印宗法师在南海讲《涅槃经》并与惠能论经中大义的一段文字，而敦煌本《坛经》却丝毫没有提及，且敦煌本《坛经》更多地突出了《金刚经》的般若思想。这是否表明神会对惠能兼融中道般若和涅般佛性的思想，在继承发挥时有所偏重呢？再看有关神会见惠能的一段记载。敦煌本《坛经》说，惠能在与神会问答之间批评神会道：“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于是，“神会礼拜，更不敢言。”（注：见敦煌本《坛经》第44节。）此后，惠能便为神会说了一通自心迷悟的道理。而与敦煌本《坛经》差不多同时的《曹溪大师别传》中却说惠能在与神会问答之间便对神会特别器重，至夜，神会又以“佛性无受”之说而深得惠能赞赏，被认为“如智证得真正受三昧”，并因此而密受付嘱。两相对照，显然《别传》的记载更倾向于神会。但与此同时，《别传》的悬记却又另指他人而不提神会，敦煌本《坛经》则不但突出了《金刚经》而与神会的说法相近，并且还添加了神会将不惜身命为南宗争正统的悬记。可见，现存的早期禅宗资料之形成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各种版本的《坛经》之间并不一定就是直线性的联系，很可能有交叉或并存的关系。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对于研究惠能和南宗思想的发展显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鉴月

  综合以上所说，并结合前面对《坛经》形成与流变的论述，我们试以如下图式来表示我们对《坛经》各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看法：   

附图{图}   

在上图（注：实际的时间可能要稍晚一些。）中，带方框者表示现今不存，实线表示用作底本或比较直接的联系，虚线则表示作为参考或某种可能的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图表所示的各本《坛经》之间的关系，有的还只是一种推测，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新材料的证实。我们这里只是想借此表明：《坛经》在实际流传过程中，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复杂性，其各种版本之形成，情况也是复杂的，现存各本《坛经》之间并不一定仅是直线关系，晚出的版本所增加的内容，既有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也有可能是来源于较早的传说或记载，因而宜区别对待。我们认为，各种本子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改、增删，这是事实；不同的记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禅宗的发展，这也是事实。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坛经》随着惠能南宗的发展而发生的演变，反过来也可以从《坛经》的演变中来了解惠能思想的影响及南宗发展的有关情况。各种不同的《坛经》本子的相同记载固然为我们提供了惠能南宗的基本思想，而各种不同的记载有时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惠能南宗的思想，为我们全面把握惠能南宗的思想提供了可作参考的资料。因此，对不同版本的《坛经》内容，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在分析惠能思想时，以早出的敦煌本《坛经》为主要依据，同时也参考其它各本，这样做是比较恰当的，也是必要的。当然，对惠能及惠能南宗的研究也不能仅局限于《坛经》，其它许多相关的资料和碑铭石刻等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参考资料。

人生居士

多谢鉴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