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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佛教协会暨五台山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合辑(aliempwd、buk 帖,鉴月编

山西佛教协会暨五台山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合辑(aliempwd、buk 帖,鉴月编

                                山西佛教协会暨五台山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合辑

                                        (aliempwd、buk 供帖,鉴月编辑)

     2007年9曰9日上午8:30,山西省佛教协会暨五台山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五台山五峰宾馆举行。山西省副省长宋北杉、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政文、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副司长王哲一、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大高、山西省宗教事务局局长边根棠、副局长刘志敏、副局长卫望军、忻州市委统战部部长温福亮、五台山统战部部长赵永平、五台山风景区常务副区长梁有升等党政机构有关领导出席了纪念活动。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根通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佛教协会会长永信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妙江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国亮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如瑞法师、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章样摩兰、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耀智法师、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素全法师、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高士涛、雪窦寺方丈怡藏法师、九华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道源法师等诸山长老和兄弟佛教协会的代表出席了今天的纪念活动。

       北京大学楼宇列教授、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温金玉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杨笑天博士、圆慈博士、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五台山佛教研究所肖黎民教授等有关专家学者也应邀出席了当天的纪念活动。

       此处选辑上述领导、法师、大德、专家学者的相关论文,以飨同修。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11 17:41:2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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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和平精神(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楼宇烈)—— buk 发帖


    实现人类的和睦相处,维护全球的长久安宁,是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愿望。自古至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此理想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当前的世界形势,虽然有不少积极的、缓和的景象,但同时必须看到,当今世界还存在着大量不稳定的因素,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种族的,乃至军事的冲突,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因此,广泛发动人民去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是当前全球仁人志士的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在争取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宗教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宗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当今世界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果全世界的宗教徒能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是最具有和平精神的宗教,这已为它自身的全部历史所证实,也已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共许。所以,传播和发扬佛教的和平精神,以佛智慧启发众生,净化人类的心灵,制止和消除人类的暴力行为,求得个体心灵的和平和群体生存环境的和平,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的慈悲精神

 

 

  佛教被称为慈悲的宗教,在其发展进程中,从“自度”到“度人”,以至发愿有一众生得不到超度誓不成佛,贯穿着一种伟大的慈悲精神。慈悲体现为一种同情和怜爱。按佛教经典本来的解释,慈与悲是分别从两个不同方面来体现佛教的同情和怜爱的,慈是给予快乐,悲是除去痛苦。如《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佛教视世间与人生为无尽的苦难,佛陀以拯救众生出此苦海为己任。所以,不少记述佛陀本生的经典中,在描写佛陀降世时的奇异中,于其自言“天上天下,惟我为尊”之后,或有言“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或有言“三界皆苦,吾当安之”(《修行本起经》卷上)。总之,佛陀“感伤群生耽惑爱欲,沉流苦海,起慈悲心,欲拔济之。”(《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由此可见,佛教慈悲的“拔苦与乐”中,拔苦更为根本。

  佛教的慈悲精神,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和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甚至认为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如上引《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中就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而《观无量寿佛经》中也说:“佛心者,大慈悲是”。佛教的这种慈悲精神,不单是对于人类社会,它也遍及于一切有情之生命,乃至所有无情之草木土石。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体现了佛教最博大、平等、无私的精神。不仅如此,佛教为救助一切有情而不懈努力,是佛教最为推崇的菩萨的利他行。这在一方面,表现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连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戒杀和放生。我们在众多的佛教戒律中可以看到,戒杀生总是放在第一条的位子上。佛教的戒杀生,不仅是指戒杀这一行为,同时也指不得持有杀生器具。如《梵纲经》卷下说:“若佛子,不得畜一切刀杖弓箭鉾斧斗战之具,及恶罗网杀生之器,一切不得畜。”这里也包括不得制造杀人武器。当然,佛教的戒杀生是指没有应杀理由的故杀,而对那些有害于社会人类的东西,则也还是主张应当杀除的。这种除害的杀生,同样是佛教慈悲心的体现。佛教对于无情草木土石的慈悲,则体现为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良好保护。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和全人类面临的严重的问题,是引起当今世界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可见,佛教以这种慈悲精神为出发点,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反对各种暴力和非人道的行为,对于佛教徒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义不容辞的。

 

 

  佛教的兼容精神

 

 

  佛教理论,特别是大乘中观学派的理论,充满着辩证的思维方法,而反对各种偏面、独断或绝对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佛教往往在尖锐批评他所反对的理论的同时,注意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或通过分析比较给予其适当的地位,表现出一种宽厚的兼容精神。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佛教由印度传播到亚洲各国,并先后在亚洲各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历史中得到深刻的印象。佛教在传入这些国家后,虽然也与该国家的原有民族文化和宗教发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但从未发生过用佛教去消灭和替代该国家的原有民族文化和宗教,而是不断地使自己适应该国家民族的文化环境,与该国家的原有民族文化和宗教开展对话,和平相处。

  例如在中国,佛教传入后与中国原有的儒家文化和民族宗教道教也发生过礼仪、教义和理论等方面的严重冲突和争论。但与此同时,佛教也积极吸收了中国本土儒家与道教的东西,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因此,佛教不仅在中国生存了下来,而且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成为中国文化有机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隋唐时代,佛教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与此同时也就开始形成了儒、佛、道并重兼容的格局。宋明清时代的佛教,在其内部则调和各宗派,倡导禅、教并重,在外部则在保持自身根本教义的情况下,进一步融合儒、道思想,从而也使自己得到了深化和发展。佛教的兼容精神,在中国佛教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在世界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是由文化或宗教的矛盾引起的。就是在当今世界,在一些令人不安的地区,宗教性的紧张也还在助长那里的动荡局势。应当说,这是与宗教的根本宗旨相违背的。佛教在其发展和传播的历史中则是以完全和平的方式推进的,它为世界各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宗教对话,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发扬佛教的这种宽厚兼容精神,对争取和维护世界长久和平是有重要积极意义的。

 

 

  佛教的净化心灵

 

 

  佛教认为,人类的种种苦难(如烦恼、争斗等)主要来源于自身的贪欲心、嗔怒心和愚痴心,即所谓“三毒”。同时,这“三毒”也是人类身、口、意等一切恶行的根源。按照佛教的说法,贪欲是对名声、财物等己所爱好的东西没有满足的一种精神作用;嗔怒是对不合己意的有情生起憎恨,从而使自己身心不得安宁的一种精神作用;愚痴是指愚昧无知、不明事理的一种精神作用。这些精神作用的扩张,使得人类相互间争夺不已,仇恨不已,以至永远不知道解脱人类苦难的真正道路在那里。佛教教导人们要“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就是要人们通过戒定慧的自我修养,去除贪欲心、嗔怒心和愚痴心,净化自己的心灵。而在具体实践上,则是要人们以布施去转化贪欲心,以慈悲去转化嗔怒心,以智慧去转化愚痴心。

  佛教认为,“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大乘起信论》)又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一》)因此,要建设一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族之间和睦相处、持久和平的世界,那么佛教净化心灵的教义是很值得重视和借鉴的。

  在中国佛教中,特别是在中国禅宗的理论中,佛教净化心灵的教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本性清净,众生与佛本无差别。如有差别,则在于一迷一悟,迷即众生,悟即是佛。而所谓悟的根本内容,就是能“自净其心”。佛教认为,“三毒”是魔王,只有用佛教的正见去自己除掉三毒心,才能恢复清净的本性,才是真佛。而在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中,也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说法,如:“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等等。

  产生人类社会的争斗、暴力、战争等,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因此,要消除人类社会的这些丑恶现象,也是须要从许多方面去努力才能奏效的。佛教从净化心灵这一方面来促使人们各自摈弃私见私欲,以博大的胸怀,视人类为同胞兄妹,视万物为与我一体,从而去共同维系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和谐。应当说,这对于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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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


  慈悲是佛教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佛教的重要伦理准则和理想价值观念,鲜明地体现了佛教的人文精神,构成为佛教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形态。阐述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内涵和特质,进而揭示其现代意义,是本文所要着意论述的内容。

 

 

一、慈悲理念的哲学基础

    佛教的慈悲理念是奠立在佛教世界观——缘起论的哲学基础上的。缘起论是说,世界万事万物都由因(直接原因)缘(间接原因)和合而生,也由因缘散失而灭。这是佛教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种种现象产生、变化和消亡的基本理论。从缘起论又推导出“无我”论:就人来说,也是由各种因缘聚会而生,即生理的、心理的多种成分的组合,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自我存在。既然人不能作为自身的主宰,人生无常,毕竟空无,这就构成了人生痛苦、一切皆苦的价值基础。人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有欲望和追求得不到满足与实现的痛苦。这就形成人生的一种根本的需要——抚慰痛苦,缓解痛苦,祓除痛苦。佛教慈悲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而被凸显出来。

    从缘起论还推导出“同体”论和“平等”论。(注:关于佛教的平等论可参照拙作《佛教平等理念对和平与发展的启导意义》,载《中国宗教》2004年第1期。)按照缘起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产生和独立存在,同样,每个人也都与其他众生息息相关。从三世因果关系来看,其他众生的某某在过去世可能就是自己的父母等亲人,宇宙间各类生命实质上是一个整体。进一步说,佛、菩萨观照众生与己身具有同一的本性(同体),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皆具有存在的同一性、本质的同一性和至善的同一性。佛、菩萨也由此而生起与众生的绝对平等心,生起为众生祓苦与乐的慈悲心。这是佛教提出慈悲理念的必然性和践行慈悲理念的可能性的理论基础。

    建立在缘起论哲学基础上的慈悲理念,成为佛教弘法度生的出发点。《长阿含经•大本经》云:“以慈悲心故,为说四真谛。”[1](第1卷,P5)《法集要颂经•有为品》也云:“如是佛世尊,一切智中师,慈悲为有情,广说真实语。”[1](第4卷,P777)慈悲心是佛为众生阐说苦、集、灭、道四谛的内在动因,慈悲精神也贯穿于四谛的学说之中。《中阿含经•说处经》和《增一阿含经•苦乐品》分别讲到慈、悲、喜、舍“四无量心”[1](第1卷,P563)与慈、悲、喜、护“四等心”。[1](第2卷,P658)四无量心亦即四等心,是佛教修持者藉以成就阿罗汉果位的解脱心愿和精神力量。在小乘佛教慈悲理念的基础上,大乘佛教进一步深化慈悲理念,宣传慈悲思想,弘扬慈悲精神,并把四无量心发展为四种广大的利他心愿,以引导和辅助无量众生成就佛果。许多大乘佛教经典都宣扬慈悲理念,如《妙法莲华经》,尤其是其中的《妙音菩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更是集中地宣扬菩萨,特别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精神。菩萨的这种大慈大悲精神,集中表现了佛、菩萨对众生平等的深切关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慈悲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根本精神。

 

 

      二、慈悲理念的思想含义

 

 

    慈悲是梵语Maitri-Karunā的意译。“慈”是慈爱众生,给与快乐,“悲”是悲悯众生,拔除痛苦,二者合称为慈悲。简言之,慈悲就是“与乐拔苦”。佛教认为,慈从悲来,悲必为慈。“悲”原意为痛苦,由痛苦而生悲情。一个人深刻感受到自身的痛苦,也就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产生悲情,自然地由衷地衍生出对他人的友情,并扩展为对一切众生的普遍的平等的慈爱。慈与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慈悲相连,才能产生“与乐拔苦”的践行和作用。

    大乘佛教把慈悲分为三种,称为“三缘慈悲”。《大智度论》卷四十云:“慈悲心有三种:众生缘、法缘、无缘。凡夫人,众生缘;声闻、辟支佛及菩萨,初众生缘,后法缘;诸佛善修行毕竟空,故名为无缘。”[1](第25卷,P350)这三种缘是根据大乘佛教空宗思想划分的,认为以众生为对象的慈悲,是凡夫的慈悲,称“众生缘慈悲”;“法缘慈悲”是指觉悟众生无我进而觉悟诸法无我的道理而生起的慈悲,是声闻、辟支佛和菩萨的慈悲;心无所缘,离一切差别,超越对立,毕竟空无,此为佛的“无缘慈悲”。

    隋代佛教义学高僧慧远著《大乘义章》,他在该著第十四卷中把“三缘慈悲”,分解为三种悲和三种慈,即众生缘悲、法缘悲、无缘悲和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并分别就其意义,作出明确解释,反映了中国佛教学者对慈悲概念的重视和理解。[1](第44卷,P743

    与上述三种慈悲紧密相关,佛教还把慈悲层次化,分为小慈悲、中慈悲和大慈悲三个层次。《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云: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譬如,有人诸子系在牢狱,当受大辟。其父慈恻,以若干方便,令得免苦,是大悲;得离苦已,以五所欲给与诸子,是大慈。如是等种种差别。问曰:“大慈大悲如是,何等是小慈小悲?因此小而名为大?”答曰:“四无量心中,慈悲名为小,此中十八不共法(注:“十八不共法”,是佛不与众生共有的独特的十八种智能或功德,其中有大慈大悲法。)次第说大慈悲,名为大。复次,诸佛心中慈悲,名为大,余人心中[慈悲],名为小。”问曰:“若尔者,何以言菩萨行大慈大悲?”答曰:“菩萨大慈者,于佛为小,于二乘为大。此是假名为大,佛大慈大悲,真实最大。”复次,小慈但心念与众生乐,实无乐事;小悲名观众生种种身苦、心苦,怜悯而已,不能令脱。大慈者,令众生得乐,亦与乐事;大悲怜悯众生苦,亦能令脱苦。[1](第25卷,P256

    据上所引,区别慈悲层次的标准有三:一是慈悲践行者身份的不同。佛的慈悲为大:菩萨的慈悲相对于佛为小,相对于二乘为大,也可说菩萨的慈悲是中,是中慈悲;二乘即声闻与缘觉的慈悲为小,是小慈悲。二是动机与效果的差异。小慈悲只是主观的同情、怜悯,停留在心念、心愿上面,而大慈悲则给予众生以实际的关怀、帮助,使众生真正得到快乐,脱离痛苦。三是自他有别与平等一体的区别。小慈悲是主客有别、自他有别的,大慈悲则主众生平等、佛与众生平等,是一种无差别的、普遍的慈悲,这也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最高层次的慈悲。

    三缘慈悲偏重于从慈悲的对象来区分,大、中、小慈悲则偏于从佛教修持者的认知和思想境界的高下来立论。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以众生为对象的“众生缘慈悲”,也可以从动机与效果的差异角度区分为小慈悲与大慈悲。又如“法缘慈悲”,因慈悲践行主体二乘与菩萨的不同而有小慈悲与大慈悲之别。至于“无缘慈悲”即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与佛的大慈大悲异名同实。慈悲的种类与层次的关系,虽然复杂,但从思想实质来看,两者又是统一的。

    大乘佛教强调慈悲是佛教的根本,《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云: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萨见众生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后世苦等诸苦所恼,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后发心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于无量阿僧祗世生死中,心不厌没。以大慈悲力故,久应得涅槃而不取证。以是故,一切诸佛法中慈悲为大。[1](第25卷,P256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为无上觉悟。“阿僧祗”,意为极为漫长的时间。就是说,慈悲是佛法中最重大的原则,是佛教的根本所在。大乘佛教菩萨的特征就是全力践行大慈大悲的原则,以普度众生为自己的崇高职责和伟大理想。

    中国佛教极度推崇慈悲精神,唐代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就说:“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1](第53卷,P774)中国佛教以诸佛、菩萨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和学习修持的榜样,也以救度一切众生为最高愿望。这正如《大乘起信论》所说:“众生如是,甚为可悯。作此思惟,即应勇猛立大誓愿,愿令我心离分别故,遍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义乐。”[1](第32卷,P582)菩萨都有大悲愿,慈悲济世,救度众生,不度尽众生,誓不证菩提,不成佛道,这也构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导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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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悲理念的善行要点

    随着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发展,佛教越来越强调慈悲与智慧的结合是解脱之道的两大环节,也是大乘菩萨德性的两个方面。慈悲是在践行上要求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智慧是在认识上证悟宇宙、人生的真谛。悲智结合,悲智双运,是为解脱成佛的正道。大乘佛教把“戒、定、慧”三学的戒学、定学归结为慈悲,慧学为智慧。“六度”中的前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也被定为慈悲之度,最后第六度智慧即是智慧之度。于此可见,慈悲在佛教修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大乘佛教,尤其中国佛教对慈悲理念的践行主要侧重于布施和不杀生两个方面。佛教崇尚布施,认为布施具有无上功德。小乘佛教的布施有两种:一是“财施”,将财物布施于他人,破除自我的贪心和吝啬,以免除来世贫穷;二是“法施”,向人说法传教,使人成就解脱智慧。大乘佛教在此基础上又增加“无畏施”,给人增强无畏的信心,使之面对茫茫人生之苦而无所畏惧,在修持解脱的漫漫长途上勇猛精进。大乘佛教还将布施与慈悲教义联系起来,用以济世利他,普度众生,把布施的对象扩大到遍及一切有情(众生),并把它纳入“四摄”(注:“四摄”,“摄”,意为引领,即菩萨引领众生的四种方便: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和“六度”之中,且居于两者之首项,这就表明,布施是大乘佛教道德修养与解脱修持中最重要的善行。

    不杀生是佛教“五戒”(注:“五戒”,佛教在家教徒应遵守的五项戒条,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首戒,指不杀人,也指不杀鸟兽虫蚁,还指不乱折草木等,表现了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也体现了戒律所包含的慈悲的本质特性。佛教也认为,对社会和自然有害的东西,如害虫害鼠,非杀不可,杀了,也是慈悲心的一种体现。中国佛教还特别反对战争和刑杀,并提出断酒肉、素食、放生的主张。自南朝梁武帝提倡断酒肉以来,素食成为汉地僧人普遍的饮食生活准则。  

      四、慈悲理念的形象创造  

    对于广大信徒来说,任何一个宗教的神格形象,对宗教教化的神圣性、权威性的确立,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大乘佛教诸多佛菩萨中,集中体现慈悲理念的神格形象是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地藏菩萨。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又因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而称为“接引佛”。据《无量寿经》载,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其中第十九愿说,凡诚心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者,在临终时,阿弥陀佛必亲来接引往生。弥陀信仰在中国流传久远,东晋时竺法旷、支道林、慧远等就信奉往生净土法门。后经昙鸾、道绰至善导,更创立了以持名念佛,即口颂“南无阿弥陀佛”为主要特色的净土宗,提倡以修行者的念佛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弥陀净土。这种以信佛的因缘愿生净土,凭借阿弥陀佛的愿力便得往生,是为修持成佛的“易行道”。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国土,使众生离苦得乐,从人间火宅升入极乐世界,这中间表现出来的崇高的慈悲形象、伟大的慈悲情怀,令众多信徒感激赞叹,趋之若鹜。

    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同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胁侍,是以慈悲济世,拯救众生为本愿的菩萨。“观世音”称号的含义有三:一是观世音,观众生发出求救的音声即往拯救;二是观世意,观众生发出求救的意愿即前往施救;三是观世身,观众生身受苦难而往解救。因观音菩萨达观自在,理事无碍,又称为观自在菩萨。有关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妙法莲华经》,该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还以《观音经》为名单本别行。又如《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入法界品》、《佛说观无量寿经》和《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等,也是有关观世音菩萨的重要经典。观音菩萨是佛教塑造的大慈大悲理念的典型神格化身,其慈悲精神的特征有三:一是现实性: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能解救众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难,满足众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愿望和要求。二是随类性:观世音菩萨“随类度化”,对于众生一视同仁,不分贵贱贤愚,随顺众生的类别、特性来不断变换自己的形象,开示教化,度脱苦厄。三是融通性:观世音菩萨为了拯救众生的苦难,满足众生的要求,应化无方,融通自在。观世音菩萨的应化形相千姿百态,如多首、多臂、多目,非男非女,变男变女,乃至清代以来,更有送子观音,并与道教结合而有“观音娘娘”之称。观音信仰无论在中国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中,均极为普遍、深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对诸佛与其他菩萨的信仰。这其间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思想的原因。

    地藏菩萨也是中国佛教重点崇奉的菩萨。据《地藏菩萨本愿经》等载,地藏菩萨受释迦牟尼的嘱托,承诺在释迦牟尼身后和弥勒菩萨成佛以前的中间无佛时期,地藏菩萨将现身世间,救度众生。据传地藏菩萨立下“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宏愿,置身于地狱拯救恶道众生。《地藏菩萨本愿经》还称,若是崇奉地藏菩萨,必能使人世间获得丰壤良田、无水旱天灾等十种利益。”[1](第13卷,P787)民间还以地藏菩萨为地狱的最高主宰,称之为“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管辖十殿阎王。

    在中国大乘佛教信仰中,上述三位佛菩萨以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最为突出,在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中,又以后者居于首位。三位佛菩萨的角色定位是,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解救众生的现世苦难,地藏菩萨则赋予世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们互相配合,各有分工。这就是说,大乘佛教慈悲济世,既满足了人对来世的期待,又帮助人解除现世的痛苦,同时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调和了现实与来世、此岸与彼岸、社会与自然、现实与理想等人生和社会的根本矛盾,给广大信众带来情感和思想上的满足与愉悦,希望与期待。

      五、慈悲理念的内在特质  

    佛教慈悲理念是与其解脱论紧密相联系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众生的解脱,成就佛果。不过从中国人佛教信仰的动机和重心来看,则偏于祈求佛和菩萨帮助解决现实的问题与困难,满足现实的功利与福祉。

    从思想史角度理性地审视佛教的慈悲理念,我们会发现,它的出世性、神秘性、宽泛性等局限性,是易于引起一些人的质疑,难以让人普遍认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思考作为拥有数以亿计的众多信徒,并构成中华文化儒道佛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佛教,其基本理念慈悲是否也是对人生和社会的省察、反思的成果?是否也是维护人类生存的智慧表现?是否与世俗社会提倡的价值、道德、精神也有共通、一致之处?我们认为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大乘佛教慈悲理念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内涵是丰满的,也可说是深刻的,这表现在:

    人本思想与人道主义。佛教慈悲观念的提出,主要是缘起于对人类的局限性的反思,对人的生命脆弱性的关切,对人生苦难的忧患,这种以人为对象、以人的解脱为本位的人本思想,与以关怀人尊重人为特征、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是相互会通的,且有相互一致之处。

    利他思想与集体主义。佛教慈悲观念以利他为原则,强调要有利于他人,要为救济一切众生而致力行善,这与我们提倡的助人为乐、大公无私,一切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集体主义思想,也是相近、相通的。

    平等思想与同情博爱。平等是佛教慈悲的思想基础,慈悲是平等的道德体现。佛教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人与其他生物之间平等,强调对他人,对其他生命主体性的尊重、关怀以至敬畏,这与儒家的“仁爱”、“博爱”、“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是一致的,与中国哲学,即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理论架构的整体生命哲学是相通的。佛教平等思想所蕴涵的尊重一切生命的伟大同情心和博大的爱心,是值得肯定的。

      六、慈悲理念的现代意义  

    从社会史的视角观察,我们不能不承认,佛教的慈悲理念符合相当多人的祈望和希求;从古至今,受到人民,尤其是下层人民的普遍欢迎。虽然佛教慈悲理念在古代社会的作用是复杂的、多重的,但是,从佛教慈悲理念中所折射出来的信息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的有限性、脆弱性、人的现实困境乃至深重灾难,人的追求和理想难以满足与实现,凡由此种种切身感受而导致的仰望神灵的慈悲、扶助、赐予之心,是真诚而强烈的,一部分信徒从中得到了程度不等的情感慰藉,也是真实不容置疑的。从这方面来看,佛教慈悲理念无疑发挥了某种抚慰社会人心、稳定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作用。

    在历史上,慈悲理念的意义不断得到新的诠释和新的发展,浸润人心,生发作用。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佛教慈悲理念是否也有其现代价值与意义呢?我们认为,佛教若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结合社会的需要、人民的生活和容受的条件,运用现代的思想、理论、概念、术语对佛教慈悲理念作出新的合乎本意和情理的诠释与阐发,必将有助于慈悲理念的弘扬,进而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佛教慈悲理念具有以下新的现实意义:

    有助于提高国民的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伦理道德建设必须建立在符合人性的本质和要求上。可以说佛教提倡的慈悲理念,符合人性的弱点与优点共存的本质、去恶从善的要求、离苦与乐的愿望,以及平等博爱的追求。提倡慈悲理念,必将有助于发扬团结和互助友爱的精神,有助于实践无私奉献、济世利人、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等美德善行,有助于社会公德的完美与职业道德的提高。

    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虽然当今世界总体来说是和平的,但是种族、宗教、地区的冲突此伏彼起,恐怖主义活动猖獗,核扩散问题形势严重,人类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为了消除人类和平、安全的威胁,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采取相应的坚决措施。就思想文化方面而言,以关怀、尊重生命价值为基础的佛教慈悲理念,实是一种跨种族、跨宗教、跨国界的博爱文化、和平文化和安全文化,有利于调整人的观念进而导致在行动上维护和平与安全。

    有助于生态平衡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佛教强调宇宙万物的不可分离的依存性,佛教慈悲理念主张尊重他者、尊重异类、尊重动植物的生命,反对滥杀滥伐,任意糟蹋环境,破坏生态平衡。若将佛教平等慈悲理念应用于生态学,无疑将有助于建立完整的生态伦理学,进而也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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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智慧:一个内在和谐的佛教哲学体系(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五台山文化研究所 肖黎民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了以五台山为“根据地”的文殊信仰。而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教里主司智慧,是佛智的代表和般若的化身。文殊信仰的核心内涵和深层意蕴是文殊智慧。文殊菩萨正是因其智慧而凸显出自身独特的信仰个性。文殊信仰者所信仰的主要是文殊智慧。二者既有一体化的表里关系,但也有含义上的微妙区别。文殊信仰属于宗教范畴,或者说是一种宗教现象。信仰形态的文殊所突出的是文殊的神意形象及其“显灵”功能“和“护佑”作用;而文殊智慧则属于哲学范畴,是一种出现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哲学现象。智慧形态的文殊所突出的主要是“心灵感悟”与“精神解脱”。把握了文殊智慧的哲学内涵,同时也就破解了文殊信仰的某种秘密。哲学智慧有时能够超越宗教信仰而成为教内教外、僧俗两界一个共同的接受点和契合点。因此,我们还可以这样说:由文殊菩萨所表征的大乘佛教智慧是五台山佛学的核心价值与最鲜明的人文标识,也是文殊信仰的义理依据与哲学支撑。它本身业已构成了一个内在和谐、完整统一、极具个性的佛教哲学体系。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哲学个性以及和谐圆融精神,或可为五台山佛学的再建与现代文明的重构乃至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一种别样的价值参照。

  “文殊”的梵语意译即为“妙”,以彰其智慧“妙不可言”和“不可思议”。文殊智慧不仅是指“文殊的智慧”,作为佛家智慧的代表和般若的象征,文殊智慧同时也是佛陀智慧,或者更准确些说,所谓文殊智慧就是带有鲜明的文殊个性印记和语言乃至行为标识的佛地智慧。其基本来源,就是表现在大乘佛典里,由“文殊所说”和“佛为文殊所说”或文殊的其它“所说”共同构成的文字般若。

  作为大乘法会上“智慧第一”的首席菩萨和“法王子”,文殊极大地辅助了释尊的教化,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东方个性和“外乡风格”。文殊的“妙智慧”妙就妙在妙达“第一义谛”、妙圆“不二法门”、妙入“自在三昧”、妙转“烦恼菩提”,进而妙言“不即不离”、妙喻“淤泥莲花”诸妙上,可谓无往而不妙。如果从文殊智慧的内蕴上讲,文殊法门就是这“六妙法门”。这“六妙法门”既集中地反映了大乘空宗的通义,又彰显出文殊智慧的鲜明特色和独有的“家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六妙法门”所彰显的文殊智慧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如果站在哲学的层面上研究文殊智慧,那么文殊智慧同时也是文殊哲学。在此,我们将智慧哲学并用。在西方的语汇里,哲学一词就是“爱智慧”的意思。看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智慧皆是人类共同的永恒追求。智慧有别于聪明。如果说聪明是人们在处理某种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上的一些机巧,那么,智慧就是人类对形而上的根本问题所具有的终极关怀。智慧可以涵盖和照亮聪明,但聪明却难以容纳智慧。爱略特所谓“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到哪里去寻找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即指此意。同样,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也绝非专业层次上的哲学专家,他们是爱智慧的“智者”,还有的会更进一步将他们的智慧落实在拯救人类苦难、解脱人类烦恼的具体行动上,成为一个“爱者”。大乘佛教里“悲智双运、福慧同修”的菩萨行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智者同时也应当是一个爱者。所有的菩萨都是慈悲和智慧的统一体。正如一位佛学家所言,佛的精神,决非偏枯的理智体验,而是悲智融贯的实证。它既是绝待真理的体现,也是最高道德(无私的、平等的慈悲)的完成。惟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彻证真实而成为般若。如果用当代著名的雪域佛学家多识?洛桑图丹琼排的话来讲,佛地智慧即“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两者的关系恰如“……水分和植物种子的关系。没有慈悲的水分,超世间智慧就像干枯的种子一样不会发芽;同样,若没有智慧的翅膀,慈悲的天鹅只能匍匐在地上,不能飞向万里晴空……”。追释尊、文殊原初以圣言设教之本怀,归根到底是为了救度人间苦难,解脱人生烦恼。文殊智慧的“六妙法门”门门都是救度苦难、对治烦恼之法。

  所谓妙达“第一义谛”,就是让人们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度一切苦厄”的根本所在;它“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面对烦恼,要通过般若甚深智慧来深观法性,追溯元点,还原本来,探显究竟,将所遇到的形而下层面的任何具体问题、现实问题、人生问题皆与终极问题、“第一义谛”相联系,也即与空相应,与真冥合,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这样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表层看到深层,透过“有”看到“空”,以妙达“第一义谛”之空性来解构烦恼、放下烦恼、忘却烦恼、淡化烦恼、转化烦恼、超越烦恼,从而获得拯救和解脱。要想妙达“第一义谛”,就必须超越相待直至绝待、超越自我直至无我、悟空直到我空法空二性俱空的境地,最后空其所空,将这个空也空去。于第一义中,一法不立,一法不舍;从空起用,真空妙有。妙达“第一义谛”的智慧就是将这个“空”的过程视作一个无限否定、永远超越、“永不疲厌”的过程。每一次的否定都离肯定更近,但还不是肯定本身。所谓肯定就包含在无限的否定和无限的超越中,而“第一义谛”就同时隐含在无限否定所潜伏的空间里。这种“空”化的过程是一次次脱胎换骨式的蜕变、升华和质的超越的过程,是在否定中不断解构烦恼和超越烦恼的过程。它从本体论的根上刨掉了烦恼习气所赖以存在的依据。当悟到烦恼之“空性”时,烦恼也就立转为空,如一滴水顿时会消饵于空性本体的大圆觉海中。所以,妙达“第一义谛”的智慧可说是一种否定的智慧和超越的智慧。为了有别于其它类型的否定智慧和超越智慧,我们可以再加一句,“第一义谛”的佛家空慧就是无限否定的智慧和无限超越的智慧。它最后的肯定只是在无限的否定中显示出来。

  “不二法门”是“第一义谛”的另一种妙达方式,它为悟入“第一义谛”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认识门径,人们可以通过“不二法门”更好地认识“第一义谛”。如果说“第一义谛”意识到存在的终极性,看到色中之空,有中之无,看到事物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性,那么,“不二法门”则看到事物在差异背后的同一性、同构性、平等性、和谐性和圆融性;如果说“第一义谛”是通过存在的终极性和本质性来解构烦恼的话,“不二法门”则是通过存在的同一性和圆融性来解构烦恼。既然“第一义”为空,那么空中万象就是同一的、平等的,因而也是相通的、和谐的、圆融的、无差异、无对立的;既然烦恼的根源皆由“二”而起,二是无明之源,那么,只有不二,才能破除由二带来的无明;只有不二,才能消融和泯除由各种对立、相待、矛盾、攀缘所造成的“二”,从不二中看到存在的同一性、和谐性和圆融性,即可解脱烦恼。这其实是站在对二进行否定和超越的角度来谈“第一义谛”的。二即有漏,不二即无漏。但不二非一,而是第一,是对一的再否定、再超越,这又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种“不二法门”的确不可思议。要想真入“不二法门”,必须达到“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甚至无有语言文字”(文殊语)的超绝境地。文殊妙圆“不二法门”妙就妙在他既意识到“不二法门”的不可言说而没有像众菩萨那样直接去说,但也没有选择维摩诘般的沉默不言,而是道不离言,以言遣言,说不可说,在语言中超越语言,从而不落有言和无言的两边,在道不可言和道不离言的紧张关系中圆融无碍,达致和谐。

  在佛家看来,这种第一不二的不思议境界需要在禅定中证悟。文殊禅法的特质为无心而入的不思议三昧。在《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文殊菩萨自述的“实无心相而入三昧”与“更无心想恒与定俱”为文殊三昧之精义,乃系心一缘,久习成就。而佛在言明“菩萨摩诃萨若欲学菩提自在三昧……当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中学”之后,又向善男人、善女人们特别推荐了“系心一佛,专称名字、端身正向、舍诸乱意”的一行三昧,认为若依此修学,亦可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而将文殊菩萨前此提及的初学时尚需“系心一缘”具体落实到念佛之缘上。此一行三昧被后来中国禅宗中的“东山法门”奉为圭臬,尤为道信、弘忍、神秀发扬光大;倒是六祖慧能直心便是的一行三昧反而更神似于无心而入的文殊三昧。它由文殊在所说中显示并被佛陀所揭示,所谓般若无知,故无所不知;般若无得,故无所不得;般若无为,故无所不为。因无知、无得、无为,故可圆成大自在。这是文殊般若的方法论。

  依第一不二之的形上之理,生出烦恼即菩提的“逆转”之法。烦恼由“二”招致,从世间法的常见来看,它是菩提的反面和敌人,两者是“二”和对立的。如果我们与烦恼为敌,或者以二法去对治二,那么结果会出现更多的二,出现更多的烦恼;此二刚伏,彼二又生。但是如果依“第一义谛”的“不二”之理作整体观照和辨证思维,烦恼其实又是菩提之母,失败是成功之母,逆境是顺境之母,二者又是统一的、相反相成的。如果善于转化,烦恼即是菩提。烦恼正可成就菩提。果能如此,我们就会从此不怕烦恼,而且还会正视烦恼,与烦恼和解,战胜和转化烦恼,化烦恼为菩提之大用和资粮;有此“善转” 之功,我们就可将危机转化为良机、将逆境转化为顺境、将不利转化为有利、将非道转化为正道。这是由“第一义谛”和“不二法门”所带来的力量和无穷妙用,由此也可成就“不即不离”——以出世为入世的即世人生和出污泥而不染的清莲人格,转染成净,转识成智,转凡成圣,转迷为觉,转烦恼为菩提。一个人是一个“不耐烦”的人,还是一个“耐烦”的人,关键看是否能够用这种大智慧完成这一转。处于现实生活的人们,不可能脱离自身所处的环境,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在人间寻求解脱之道,在烦恼中解脱烦恼。“第一义谛”、“不二法门”和“烦恼菩提”就是在人间寻求解脱之道,在烦恼中解脱烦恼的“不二法门”和可行之法。所谓人间佛教,所谓佛法在人间,不离世间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烦恼中解脱烦恼,才可让我们直面人生,正视烦恼,以一种积极的、勇猛精进的态度来转化人生、创造人生,不断为自己开辟出新的人生境界,并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己五维和谐圆融的境界;才可让我们以无限广大的胸怀来包容世界,包容他人,包容自己,并减少无谓的纷争,将干戈化为玉帛,将竞争变为合作,从而在“心”上彻底完成一次根本的蜕变和质的飞跃。 文殊通过妙达、妙圆、妙入、妙转、妙言、妙喻这“六妙”智慧与空相应、与真相冥、与外相通、与内相融、与人相和、与物相谐,从而大而化之、圆而通之、等而齐之、和而谐之,进而获得超越之意、和谐之理、圆融之境、自在之法和善转之力。它们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以不二门圆第一义,以第一不二的互通理,化转烦恼为菩提。一而三,三而一,无心用道,自在三昧,圆融无碍,最后成就以出世为入世的“即世人生”和出污泥而不染的“清莲人格”,这既是对文殊智慧本义的系统还原,也是对文殊智慧特色的哲学重构。正是文殊智慧本身所固有的这种业已“打通”的体系化的和谐圆融之理,使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创造性地完成佛教的现代转换,构建“新六和”即“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人间和美、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人文格局具有了一种内在的佛理依据。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哲学其实也是当代哲学,它们都是对当代问题所作出的思想回应;同时,古代的智慧也唯有经过今人的再理解和再阐释,才可重新复活并获得当代意义,才可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文殊智慧也是如此。作为一种东方古老智慧和传统文化中的精神遗产,文殊智慧所包涵的精神意蕴如果经过现代人的重新解读、合理扬弃和理论重构,即可凸现出独特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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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殊智慧可为现代文明的重构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一种别样的价值参照

  自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历史进程中,科技和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但同时也遭遇到了现代性危机。继上帝死后,人似乎也死了。人一不小心落入自设的异化的陷阱,被自己占有的东西所占有,复又沦为肉欲和物欲的奴隶,成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无根可依的漂泊者。在出现了生态危机的同时,也出现了心态危机、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人类进化了智商,退化了智慧;发达了科技,淡化了人文;追逐了时髦,却遗忘了古代智者早已提醒的原初语词。所以,往往在最文明的地方同时也潜伏着最野蛮的力量。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即是明证。造成现代性危机的哲学根源是二元对立思维的扩张和理性主义的主宰,以及终极关怀的缺失和爱心的荒芜。这些哲学上的偏颇落实在形而下层面,则会使人类的发展不断陷入悖论的泥沼。不仅有真假的悖论,还有善恶的悖论和美丑的悖论。人类的生活就象按下了葫芦升起了瓢,好的坏的总是一道来;人们争得了好的,却总也摔不掉坏的。人类最大的敌人变成了人类自身和每个人自身。现代文明急需在重构中调整自己的价值航向,进而能够真正寻求到一条走出异化怪圈、以人为本、多维和谐的新的发展之路,使人类得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在危机的临界点上同时也孕育着解决危机的办法。许多智者都开始思考和探索现代文明的重构问题。汤一介先生认为,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回顾其文化的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中国哲学正在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会的转型期。它一方面在创建着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中国化的种种哲学流派(如中国化的现象学、中国化的解释学等等);另一方面也在吸收着西方哲学(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的哲学)更新中国的传统哲学,创造着新的现代中国哲学(如现代新儒学,或者现代新新儒学、现代新道家等等)。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必将在“反本开新”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取得辉煌的成就;所谓“开新”,即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传统哲学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出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并给以新的哲学解释,才可以使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

  现代文明的重构就是这样一个返本开新的过程。真实的必是原本的,而且最初的往往就是最后的。古代的原初智慧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校正现代文明的偏弊,给现代人以清醒的警示。现代文明的重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具体问题,但以下几点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我们应当有一个出世的超越维度。过分物质化、肉欲化的追求会使人沉溺于感官享受而忽视更高的精神追求,很容易被物化和动物化,从而失去人类应有的高贵和尊严;会使人落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陷阱,日益变得世俗化和低俗化,从而养成“消费性格”,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出世的超越维度则可使人跳出自己业已陷入的现代性怪圈,站在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反观人类自身及其与所处外部环境的关系,找到自己的“根”和“家”,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高贵,意识到精神的力量和情感的价值,意识到自己心灵深处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意识到人类幸福的真谛,从而能够役物而不役于物,在俗而超拔于俗,在回归中完成心灵的超越。其实,通过向外逐物、向自然掠索来满足欲望的文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人类逐物不返,将欲望变质为永无休止的“贪欲”,走向一种“深度迷失”,而人类的心灵深处就潜藏着幸福的源泉,蓦然回首,反求诸己,注意发现和开发我们自身本有的资源,或许会建构一种最简单、最节约、最和谐、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绿色文明模式。这种出世的超越维度是对人类自身的提升和警醒,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永远的航标和指南。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整体圆融、多维和谐的智慧。这种智慧能够有坚实可信、自身融贯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并且具有现代性、超前性、开放性和普世性。它应当有助于打通由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造成的各种对立、矛盾和阻隔,使世间万物在终极性、同一性、圆融性的层面上达成新的整合;它应当有助于推进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并且促成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多维和谐、多元共存。这种智慧遍布于中外古今的许多先哲和今哲的智慧中,需要在新的层次上加以梳理和会通。比如“现代新儒家”之一的方东美认为,华严学的“主要理论系统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智能上所发挥之广大和谐性”,在中国文化“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当创造性超越破坏性时,和谐也同时盖过了纷争,那时所存的,乃是根据人性而完成生命理想的精神大凯旋”,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富有启发意义。

  还有,我们需要爱心和灵性。在一个没有彼此关爱、没有同情友善的世界里,人的生存无异于一场苦役。人类有太多的苦难、痛苦和烦恼需要用爱来抚慰、融化和拯救。只要彼此给予,就互相都能得到。许多人由“存者”进化为“智者”已属难能可贵,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在智慧的引领下,进一步将自身提升为一个“爱者”:爱真理、爱自然、爱他人,这同时也是最好的爱自己;另外,面对无限存在和未知世界,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理性和逻辑有时会捉襟见肘、悖论百出,还需要用活泼泼的灵性去把握。如果说理性是对本性的超越,那么,灵性则是对本性和理性的综合超越。一个灵性的世界,是一个生机盎然、充满创新活力的世界。

  上述各点,我们皆可在文殊智慧哲学里找到基本的质素。它可为现代文明的重构提供别样的价值参照。那种在“出离—解脱”中所体现出的终极关怀和超越维度,在“不厌生死、不欣涅槃”中所体现出的慈悲精神和救渡情怀以及在以“第一”解构、以“不二”圆融、以“逆挽”转化、以“遮诠”显示、以“三昧”证悟所体现出的智慧和灵性皆可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这种“原初的语词”和独特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重新唤醒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可重新唤醒那些被我们在迷失中丢失的记忆,可重新激活我们的灵性和爱心。文殊智慧中尽管包含着许多需要剔除和扬弃的唯心主义杂质,但它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以及对待诸矛盾大而容之、圆而通之的精神,在当今矛盾重重多极化社会里仍然富有启发意义,是疗治“现代病”的一剂“红尘清凉散”。如果我们能够从文殊的智慧精神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并从中衍生和转换为现代人所需要的生态智慧、道德智慧、和平智慧、和谐智慧和心理智慧的话,那么,最古老的东方智慧将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成为建设先进文化的取之不竭的价值资源。

  文殊智慧既是佛地智慧的总体表征,同时也是东方智慧的一个典型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子美先生认为,与西方的智慧之神雅典娜相对应,文殊是东方智慧之神,或者应当是东方智慧的象征;不仅如此,正如印顺长老等所提示的那样,文殊智慧还可说是中国禅宗的一个源头。文殊直达“第一义谛”所彰显的“顿悟”法门以及“不二法门”、“自在三昧、”“一行三昧”,皆为后来的中国禅宗所发扬广大,但文殊智慧中还包含着比中国禅宗远为丰富的内涵。在“禅学”已被许多人说滥了的今天,更为体系化的文殊智慧似乎还可在返本开新和重新复出中成为“禅学”的一个升级版本。

  二、文殊智慧可为五台山文殊文化的构建奠定一个哲学的义理基础

  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目前皆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殊智慧文化、普贤文化、观音文化和地藏文化。其中,尤以观音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内容最为丰富。由于五台山被汉藏佛教徒共同确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而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教里又是主司智慧的菩萨,所以五台山又被称之为“智慧山”。可以说,文殊智慧构成了五台山佛学中最具形而上意味和最富有文化特色的部位。素有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盛誉的五台山尽管已将文殊文化作为打造自己名山文化的特色定位,但目前对于文殊智慧本身所包含的哲学内蕴还是不甚了了。人们只知道智慧文殊之名,而昧于文殊智慧之实。这样,没有文殊智慧义理支撑的文殊文化也只能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空壳,必将会因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流于形式和低俗化。所以,文殊智慧哲学的构建是五台山文殊文化得以形成的最基础的理论工程,它是文殊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义理前提。人们可以首先通过对文殊智慧哲学的把握,更深层次地了解千余年来在五台山上所形成的文殊文化和全方位的五台山文化,从而提高佛教名山的旅游品位和文化层次,这可谓是文殊智慧哲学现代价值的又一种体现形式。文殊智慧哲学的发露,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驱散笼罩在佛教名山上空的神秘主义的迷雾,使人们不是在迷信中祈求护佑,而是在智慧中得到感悟,从内心中获得拯救和解脱的力量,从而使佛教名山之游由“烧香拜佛、见庙磕头”变为真正的“心中的朝圣”,这才是文殊智慧所要修成的正果。

  由文殊所表征的佛家智慧不但是东方佛教文化的奇葩,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殊智慧中所蕴涵的有机整体观、辨证思维、超越精神以及对待诸矛盾大而容之、圆而通之的和谐圆融精神,在当今矛盾重重的多极化社会里仍然富有启发意义,对疗治由主客、人我“二元对立”所引发的各种“现代病”,可谓是一剂提神醒脑、济世利人的“红尘清凉散”。在文明的回归和重构中,浮躁的现代人或许会从中获取一种别样的灵感和有益的价值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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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信仰与社会和谐(太原大学教授 冯巧英)——aliempwd发帖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了以五台山为“根据地”的文殊信仰。而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教里主司智慧,是佛智的代表和般若的化身。文殊信仰的核心内涵和深层意蕴是文殊智慧。文殊菩萨正是因其智慧而凸显出自身独特的信仰个性。文殊信仰者所信仰的主要是文殊智慧。二者既有一体化的表里关系,但也有含义上的微妙区别。文殊信仰属于宗教范畴,或者说是一种宗教现象。信仰形态的文殊所突出的是文殊的神意形象及其“显灵”功能“和“护佑”作用;而文殊智慧则属于哲学范畴,是一种出现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哲学现象。智慧形态的文殊所突出的主要是“心灵感悟”与“精神解脱”。把握了文殊智慧的哲学内涵,同时也就破解了文殊信仰的某种秘密。哲学智慧有时能够超越宗教信仰而成为教内教外、僧俗两界一个共同的接受点和契合点。因此,我们还可以这样说:由文殊菩萨所表征的大乘佛教智慧是五台山佛学的核心价值与最鲜明的人文标识,也是文殊信仰的义理依据与哲学支撑。它本身业已构成了一个内在和谐、完整统一、极具个性的佛教哲学体系。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哲学个性以及和谐圆融精神,或可为五台山佛学的再建与现代文明的重构乃至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一种别样的价值参照。

  “文殊”的梵语意译即为“妙”,以彰其智慧“妙不可言”和“不可思议”。文殊智慧不仅是指“文殊的智慧”,作为佛家智慧的代表和般若的象征,文殊智慧同时也是佛陀智慧,或者更准确些说,所谓文殊智慧就是带有鲜明的文殊个性印记和语言乃至行为标识的佛地智慧。其基本来源,就是表现在大乘佛典里,由“文殊所说”和“佛为文殊所说”或文殊的其它“所说”共同构成的文字般若。

  作为大乘法会上“智慧第一”的首席菩萨和“法王子”,文殊极大地辅助了释尊的教化,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东方个性和“外乡风格”。文殊的“妙智慧”妙就妙在妙达“第一义谛”、妙圆“不二法门”、妙入“自在三昧”、妙转“烦恼菩提”,进而妙言“不即不离”、妙喻“淤泥莲花”诸妙上,可谓无往而不妙。如果从文殊智慧的内蕴上讲,文殊法门就是这“六妙法门”。这“六妙法门”既集中地反映了大乘空宗的通义,又彰显出文殊智慧的鲜明特色和独有的“家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六妙法门”所彰显的文殊智慧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如果站在哲学的层面上研究文殊智慧,那么文殊智慧同时也是文殊哲学。在此,我们将智慧哲学并用。在西方的语汇里,哲学一词就是“爱智慧”的意思。看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智慧皆是人类共同的永恒追求。智慧有别于聪明。如果说聪明是人们在处理某种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上的一些机巧,那么,智慧就是人类对形而上的根本问题所具有的终极关怀。智慧可以涵盖和照亮聪明,但聪明却难以容纳智慧。爱略特所谓“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到哪里去寻找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即指此意。同样,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也绝非专业层次上的哲学专家,他们是爱智慧的“智者”,还有的会更进一步将他们的智慧落实在拯救人类苦难、解脱人类烦恼的具体行动上,成为一个“爱者”。大乘佛教里“悲智双运、福慧同修”的菩萨行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智者同时也应当是一个爱者。所有的菩萨都是慈悲和智慧的统一体。正如一位佛学家所言,佛的精神,决非偏枯的理智体验,而是悲智融贯的实证。它既是绝待真理的体现,也是最高道德(无私的、平等的慈悲)的完成。惟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彻证真实而成为般若。如果用当代著名的雪域佛学家多识?洛桑图丹琼排的话来讲,佛地智慧即“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两者的关系恰如“……水分和植物种子的关系。没有慈悲的水分,超世间智慧就像干枯的种子一样不会发芽;同样,若没有智慧的翅膀,慈悲的天鹅只能匍匐在地上,不能飞向万里晴空……”。追释尊、文殊原初以圣言设教之本怀,归根到底是为了救度人间苦难,解脱人生烦恼。文殊智慧的“六妙法门”门门都是救度苦难、对治烦恼之法。

  所谓妙达“第一义谛”,就是让人们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度一切苦厄”的根本所在;它“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面对烦恼,要通过般若甚深智慧来深观法性,追溯元点,还原本来,探显究竟,将所遇到的形而下层面的任何具体问题、现实问题、人生问题皆与终极问题、“第一义谛”相联系,也即与空相应,与真冥合,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这样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表层看到深层,透过“有”看到“空”,以妙达“第一义谛”之空性来解构烦恼、放下烦恼、忘却烦恼、淡化烦恼、转化烦恼、超越烦恼,从而获得拯救和解脱。要想妙达“第一义谛”,就必须超越相待直至绝待、超越自我直至无我、悟空直到我空法空二性俱空的境地,最后空其所空,将这个空也空去。于第一义中,一法不立,一法不舍;从空起用,真空妙有。妙达“第一义谛”的智慧就是将这个“空”的过程视作一个无限否定、永远超越、“永不疲厌”的过程。每一次的否定都离肯定更近,但还不是肯定本身。所谓肯定就包含在无限的否定和无限的超越中,而“第一义谛”就同时隐含在无限否定所潜伏的空间里。这种“空”化的过程是一次次脱胎换骨式的蜕变、升华和质的超越的过程,是在否定中不断解构烦恼和超越烦恼的过程。它从本体论的根上刨掉了烦恼习气所赖以存在的依据。当悟到烦恼之“空性”时,烦恼也就立转为空,如一滴水顿时会消饵于空性本体的大圆觉海中。所以,妙达“第一义谛”的智慧可说是一种否定的智慧和超越的智慧。为了有别于其它类型的否定智慧和超越智慧,我们可以再加一句,“第一义谛”的佛家空慧就是无限否定的智慧和无限超越的智慧。它最后的肯定只是在无限的否定中显示出来。

  “不二法门”是“第一义谛”的另一种妙达方式,它为悟入“第一义谛”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认识门径,人们可以通过“不二法门”更好地认识“第一义谛”。如果说“第一义谛”意识到存在的终极性,看到色中之空,有中之无,看到事物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性,那么,“不二法门”则看到事物在差异背后的同一性、同构性、平等性、和谐性和圆融性;如果说“第一义谛”是通过存在的终极性和本质性来解构烦恼的话,“不二法门”则是通过存在的同一性和圆融性来解构烦恼。既然“第一义”为空,那么空中万象就是同一的、平等的,因而也是相通的、和谐的、圆融的、无差异、无对立的;既然烦恼的根源皆由“二”而起,二是无明之源,那么,只有不二,才能破除由二带来的无明;只有不二,才能消融和泯除由各种对立、相待、矛盾、攀缘所造成的“二”,从不二中看到存在的同一性、和谐性和圆融性,即可解脱烦恼。这其实是站在对二进行否定和超越的角度来谈“第一义谛”的。二即有漏,不二即无漏。但不二非一,而是第一,是对一的再否定、再超越,这又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种“不二法门”的确不可思议。要想真入“不二法门”,必须达到“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甚至无有语言文字”(文殊语)的超绝境地。文殊妙圆“不二法门”妙就妙在他既意识到“不二法门”的不可言说而没有像众菩萨那样直接去说,但也没有选择维摩诘般的沉默不言,而是道不离言,以言遣言,说不可说,在语言中超越语言,从而不落有言和无言的两边,在道不可言和道不离言的紧张关系中圆融无碍,达致和谐。

  “文殊”的梵语意译即为“妙”,以彰其智慧“妙不可言”和“不可思议”。文殊智慧不仅是指“文殊的智慧”,作为佛家智慧的代表和般若的象征,文殊智慧同时也是佛陀智慧,或者更准确些说,所谓文殊智慧就是带有鲜明的文殊个性印记和语言乃至行为标识的佛地智慧。其基本来源,就是表现在大乘佛典里,由“文殊所说”和“佛为文殊所说”或文殊的其它“所说”共同构成的文字般若。

  作为大乘法会上“智慧第一”的首席菩萨和“法王子”,文殊极大地辅助了释尊的教化,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东方个性和“外乡风格”。文殊的“妙智慧”妙就妙在妙达“第一义谛”、妙圆“不二法门”、妙入“自在三昧”、妙转“烦恼菩提”,进而妙言“不即不离”、妙喻“淤泥莲花”诸妙上,可谓无往而不妙。如果从文殊智慧的内蕴上讲,文殊法门就是这“六妙法门”。这“六妙法门”既集中地反映了大乘空宗的通义,又彰显出文殊智慧的鲜明特色和独有的“家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六妙法门”所彰显的文殊智慧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如果站在哲学的层面上研究文殊智慧,那么文殊智慧同时也是文殊哲学。在此,我们将智慧哲学并用。在西方的语汇里,哲学一词就是“爱智慧”的意思。看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智慧皆是人类共同的永恒追求。智慧有别于聪明。如果说聪明是人们在处理某种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上的一些机巧,那么,智慧就是人类对形而上的根本问题所具有的终极关怀。智慧可以涵盖和照亮聪明,但聪明却难以容纳智慧。爱略特所谓“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到哪里去寻找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即指此意。同样,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也绝非专业层次上的哲学专家,他们是爱智慧的“智者”,还有的会更进一步将他们的智慧落实在拯救人类苦难、解脱人类烦恼的具体行动上,成为一个“爱者”。大乘佛教里“悲智双运、福慧同修”的菩萨行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智者同时也应当是一个爱者。所有的菩萨都是慈悲和智慧的统一体。正如一位佛学家所言,佛的精神,决非偏枯的理智体验,而是悲智融贯的实证。它既是绝待真理的体现,也是最高道德(无私的、平等的慈悲)的完成。惟有最高的道德----大慈悲,才能彻证真实而成为般若。如果用当代著名的雪域佛学家多识?洛桑图丹琼排的话来讲,佛地智慧即“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两者的关系恰如“……水分和植物种子的关系。没有慈悲的水分,超世间智慧就像干枯的种子一样不会发芽;同样,若没有智慧的翅膀,慈悲的天鹅只能匍匐在地上,不能飞向万里晴空……”。追释尊、文殊原初以圣言设教之本怀,归根到底是为了救度人间苦难,解脱人生烦恼。文殊智慧的“六妙法门”门门都是救度苦难、对治烦恼之法。

  所谓妙达“第一义谛”,就是让人们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度一切苦厄”的根本所在;它“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面对烦恼,要通过般若甚深智慧来深观法性,追溯元点,还原本来,探显究竟,将所遇到的形而下层面的任何具体问题、现实问题、人生问题皆与终极问题、“第一义谛”相联系,也即与空相应,与真冥合,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这样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表层看到深层,透过“有”看到“空”,以妙达“第一义谛”之空性来解构烦恼、放下烦恼、忘却烦恼、淡化烦恼、转化烦恼、超越烦恼,从而获得拯救和解脱。要想妙达“第一义谛”,就必须超越相待直至绝待、超越自我直至无我、悟空直到我空法空二性俱空的境地,最后空其所空,将这个空也空去。于第一义中,一法不立,一法不舍;从空起用,真空妙有。妙达“第一义谛”的智慧就是将这个“空”的过程视作一个无限否定、永远超越、“永不疲厌”的过程。每一次的否定都离肯定更近,但还不是肯定本身。所谓肯定就包含在无限的否定和无限的超越中,而“第一义谛”就同时隐含在无限否定所潜伏的空间里。这种“空”化的过程是一次次脱胎换骨式的蜕变、升华和质的超越的过程,是在否定中不断解构烦恼和超越烦恼的过程。它从本体论的根上刨掉了烦恼习气所赖以存在的依据。当悟到烦恼之“空性”时,烦恼也就立转为空,如一滴水顿时会消饵于空性本体的大圆觉海中。所以,妙达“第一义谛”的智慧可说是一种否定的智慧和超越的智慧。为了有别于其它类型的否定智慧和超越智慧,我们可以再加一句,“第一义谛”的佛家空慧就是无限否定的智慧和无限超越的智慧。它最后的肯定只是在无限的否定中显示出来。

  “不二法门”是“第一义谛”的另一种妙达方式,它为悟入“第一义谛”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认识门径,人们可以通过“不二法门”更好地认识“第一义谛”。如果说“第一义谛”意识到存在的终极性,看到色中之空,有中之无,看到事物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性,那么,“不二法门”则看到事物在差异背后的同一性、同构性、平等性、和谐性和圆融性;如果说“第一义谛”是通过存在的终极性和本质性来解构烦恼的话,“不二法门”则是通过存在的同一性和圆融性来解构烦恼。既然“第一义”为空,那么空中万象就是同一的、平等的,因而也是相通的、和谐的、圆融的、无差异、无对立的;既然烦恼的根源皆由“二”而起,二是无明之源,那么,只有不二,才能破除由二带来的无明;只有不二,才能消融和泯除由各种对立、相待、矛盾、攀缘所造成的“二”,从不二中看到存在的同一性、和谐性和圆融性,即可解脱烦恼。这其实是站在对二进行否定和超越的角度来谈“第一义谛”的。二即有漏,不二即无漏。但不二非一,而是第一,是对一的再否定、再超越,这又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种“不二法门”的确不可思议。要想真入“不二法门”,必须达到“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甚至无有语言文字”(文殊语)的超绝境地。文殊妙圆“不二法门”妙就妙在他既意识到“不二法门”的不可言说而没有像众菩萨那样直接去说,但也没有选择维摩诘般的沉默不言,而是道不离言,以言遣言,说不可说,在语言中超越语言,从而不落有言和无言的两边,在道不可言和道不离言的紧张关系中圆融无碍,达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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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家看来,这种第一不二的不思议境界需要在禅定中证悟。文殊禅法的特质为无心而入的不思议三昧。在《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文殊菩萨自述的“实无心相而入三昧”与“更无心想恒与定俱”为文殊三昧之精义,乃系心一缘,久习成就。而佛在言明“菩萨摩诃萨若欲学菩提自在三昧……当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中学”之后,又向善男人、善女人们特别推荐了“系心一佛,专称名字、端身正向、舍诸乱意”的一行三昧,认为若依此修学,亦可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而将文殊菩萨前此提及的初学时尚需“系心一缘”具体落实到念佛之缘上。此一行三昧被后来中国禅宗中的“东山法门”奉为圭臬,尤为道信、弘忍、神秀发扬光大;倒是六祖慧能直心便是的一行三昧反而更神似于无心而入的文殊三昧。它由文殊在所说中显示并被佛陀所揭示,所谓般若无知,故无所不知;般若无得,故无所不得;般若无为,故无所不为。因无知、无得、无为,故可圆成大自在。这是文殊般若的方法论。

  依第一不二之的形上之理,生出烦恼即菩提的“逆转”之法。烦恼由“二”招致,从世间法的常见来看,它是菩提的反面和敌人,两者是“二”和对立的。如果我们与烦恼为敌,或者以二法去对治二,那么结果会出现更多的二,出现更多的烦恼;此二刚伏,彼二又生。但是如果依“第一义谛”的“不二”之理作整体观照和辨证思维,烦恼其实又是菩提之母,失败是成功之母,逆境是顺境之母,二者又是统一的、相反相成的。如果善于转化,烦恼即是菩提。烦恼正可成就菩提。果能如此,我们就会从此不怕烦恼,而且还会正视烦恼,与烦恼和解,战胜和转化烦恼,化烦恼为菩提之大用和资粮;有此“善转” 之功,我们就可将危机转化为良机、将逆境转化为顺境、将不利转化为有利、将非道转化为正道。这是由“第一义谛”和“不二法门”所带来的力量和无穷妙用,由此也可成就“不即不离”——以出世为入世的即世人生和出污泥而不染的清莲人格,转染成净,转识成智,转凡成圣,转迷为觉,转烦恼为菩提。一个人是一个“不耐烦”的人,还是一个“耐烦”的人,关键看是否能够用这种大智慧完成这一转。处于现实生活的人们,不可能脱离自身所处的环境,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在人间寻求解脱之道,在烦恼中解脱烦恼。“第一义谛”、“不二法门”和“烦恼菩提”就是在人间寻求解脱之道,在烦恼中解脱烦恼的“不二法门”和可行之法。所谓人间佛教,所谓佛法在人间,不离世间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烦恼中解脱烦恼,才可让我们直面人生,正视烦恼,以一种积极的、勇猛精进的态度来转化人生、创造人生,不断为自己开辟出新的人生境界,并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己五维和谐圆融的境界;才可让我们以无限广大的胸怀来包容世界,包容他人,包容自己,并减少无谓的纷争,将干戈化为玉帛,将竞争变为合作,从而在“心”上彻底完成一次根本的蜕变和质的飞跃。 文殊通过妙达、妙圆、妙入、妙转、妙言、妙喻这“六妙”智慧与空相应、与真相冥、与外相通、与内相融、与人相和、与物相谐,从而大而化之、圆而通之、等而齐之、和而谐之,进而获得超越之意、和谐之理、圆融之境、自在之法和善转之力。它们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以不二门圆第一义,以第一不二的互通理,化转烦恼为菩提。一而三,三而一,无心用道,自在三昧,圆融无碍,最后成就以出世为入世的“即世人生”和出污泥而不染的“清莲人格”,这既是对文殊智慧本义的系统还原,也是对文殊智慧特色的哲学重构。正是文殊智慧本身所固有的这种业已“打通”的体系化的和谐圆融之理,使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创造性地完成佛教的现代转换,构建“新六和”即“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人间和美、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人文格局具有了一种内在的佛理依据。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哲学其实也是当代哲学,它们都是对当代问题所作出的思想回应;同时,古代的智慧也唯有经过今人的再理解和再阐释,才可重新复活并获得当代意义,才可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文殊智慧也是如此。作为一种东方古老智慧和传统文化中的精神遗产,文殊智慧所包涵的精神意蕴如果经过现代人的重新解读、合理扬弃和理论重构,即可凸现出独特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

  山西佛教协会和五台山佛教协会成立50年了,从人的尺度论,已入天命之命,是已经能明白“天”赋予的使命,且可以承担起来的了。近二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山西佛寺纷纷恢复香火旺盛。年青僧人也纷纷承担起了续佛慧命的重任,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先人给我们山西留下来的造像、碑刻、建筑等佛教文化遗存经抢救修复足可以睥睨当世。五台山佛教则更是梵刹林立、钟磬相闻,文殊道场,清凉世界享誉海内外,只看进山门票价一涨再涨,也还是朝拜者、旅游者如潮而来,佛门兴盛今日又现。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见於经证,《华严经 诸菩萨住处品第三十二》中云:“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於中止住。现在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从北魏起始佛教进入五台山地区,文殊信仰日趋成熟,至隋初在五台山,五个台顶各建文殊像及寺庙,说明文殊信仰已经扎根。此后山有兴衰,但文殊信仰却历经一千五百余年而长驻。这是因为,首先文殊信仰,信而有证。从汉末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卷一出现文殊菩萨名讳之后,各种大乘及密教经论中提到文殊菩萨的越来越多。唐佛陀多罗译出《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圆觉经》)分别叙述12位大菩萨请问因地修证法门,佛一一作答。12位菩萨文殊为首。又唐义净译《七佛药师经》说八大菩萨,第一位还是文殊师利菩萨。还有许多经文都以文殊菩萨为上首。粗略计算,经名冠以文殊名讳的就有30多种。同时五台山文殊信仰自古以来信而有徵。关於五台山文殊菩萨显应的传说、故事史不绝书。从唐慧祥《古清凉传》、宋延一《广清凉传》、宋张商英《续清凉传》、至明,镇澄法师削繁秩乱写成《清凉山志》,把单纯的“希  圣颜”升华到“情忘关亦空,当处即清凉”的境界,发挥了“人境真化之旨”。再到1933年印光大师又“稍加考订增修”重印《清凉山志》,都记载了大量文殊显应的事,如贫女乞斋、波利奉《尊胜陀罗尼经》入金刚窟、宋吕惠卿与衣蒲童子神虎迎康熙等等,现今都有遗迹在。再加许多民间传说,至今日对五龙王——文殊化身的崇奉;上五台山上许多不明说的规矩等等。文殊信仰深入人心,已经不是讲道理能说得清的。实际上信仰就是一种极度相信和尊敬的感情,真个是不可说。那么文殊信仰仅之是一种感情作用吗?许多学者都说中国人(主要是汉地大众)缺乏信仰,为什么对五台山文殊的崇信如此普遍而深情,经久不衰呢?简言之,文殊以大智慧从来护佑着世间和谐。

  现在讲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首先得有个大前提:国泰民安。历史上大凡五台山文殊道场鼎盛的时候大都是盛世。北魏、北齐都有其兴盛向上的时期也正是五台山文殊信仰初兴时期,大寺庙频建,佛门龙象广集。文殊信仰到唐达于鼎盛。先是高宗、武则天作五台山大护法。显庆六年派僧会颐等朝五台,在五顶建铁塔并绘制了“五台山文殊化现图”,紧接其后又命人设斋供万僧,号称“万僧赴会”。代宗以后50多年各代帝王都有颁赐、营造,五台山在全国佛教的地位算得上如日中天。这一切没有熙和、安宁的大社会背景是不可能的。北宋、金、元、明、清,五台山兴盛虽不及唐,依然高僧辈出;不失为国家大道场。呈现出青黄并秀的格局、为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若问天下盛世与五台山兴盛是怎样的关系?可以说:互为因果。因为天下太平百姓和乐,则从上到下礼教佛教,大有圣迹的五台山出现兴盛局面;而又因文殊道场的辉煌灵应,感化了众生,使世道呈现和安敦勉。

  世道如棋,战乱纷争是历史之常,每逢乱世,五台山文殊道场以它巨大的影响力为社会尽一份责任。如五代时,天下纷扰,全国小政权割据,各地往来很不容易。就在这个时期,印度、日本僧人排除种种困难朝拜五台山,瞻礼文殊圣迹。他们有时肩负着政治外交任务和交流文化的使命。又,当时南北不相通问,而楚国和吴越国派僧人向五台山送供品,后晋慨然放行。乱世中虔诚的文殊信众,成为国际交往的纽带,增进各方联系的使者。佛门徒众起到了特殊作用。

  当然,“诸行无常”,众生(包括出家人)造作业力,召致法难,从古至今,世道坎坷,佛门坎坷,不过毕竟有绝大多数人的善行,福报,大菩萨应世而出,劫难过去,佛法再兴。

  五台山文殊信仰更足为和谐表徵的,是各宗共建、青黄并秀的局面。唐代以来中国佛教各宗纷纷建立,互相之间用“判教”形式,互论短长。但在文殊信仰的大智慧下没有哪个宗派把五台山当作本宗派独占的天下。当初:律宗,道宣在五台山著《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弘扬文殊信仰,并开讲《四分律》。慈恩宗,窥基两上五台山、在中台和华严寺,开辟唯识道场。净土宗,昙鸾曾在佛光寺结草为庵,唐时建为寺。真正在五台山弘扬净土法门的是净土宗三祖法照,他住锡竹林寺。天台宗,隋代就有僧众在南台等寺讽诵、研习《华严经》。到唐,形成佛光寺、大华严寺、法华寺三大天台道场,出了多位名僧。禅宗,慧能的法孙神英在五台山建造法华院,无著在金刚窟与化身老翁的文殊论道,赵州从谂九游五台山,都为禅者津津乐道。不过对五台山文殊信仰做出大贡献的应数华严宗澄观和密宗不空。五台山一开始便是华严学的基地,到中唐清凉国师澄观在大华严寺作《华严经疏》六十卷。论述从五台山形状特征体现出文殊的体形和德性,证明文殊就在五台山,成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经典。密宗,密宗本来就尊奉文殊菩萨。中宗时菩提流支译出了密宗经典《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其中说:佛灭后“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密宗自然要来五台山弘法。代宗时不空来五台山建造金阁寺、玉华寺等并把五台山文殊信仰推向全国。(全国寺院食堂以文殊为上首,全国僧寺建文殊阁等)

  元代,八思巴巡礼五台山并写成《文殊菩萨五台山赞颂——珍宝之蔓》  藏传佛教以五台山为内地总禅林。清代章嘉呼图克图住锡镇国寺等。辽、金、元、清各代五台山青黄竟秀,显密并传,汉藏蒙满各民族共奉文殊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亮点。佛门广大,平等宽忍,五台山文殊道场呈现出的各民族共处,各宗派共建兴旺景象难道不是大和谐吗!

  历史上五台山文殊信仰曾经为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现在中国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信仰匮乏,诚信缺失成为社会痼疾。已届五十,有能力承担“天命”的山西佛教特别是五台山佛教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重振义学,弘扬“三圣一体”是当务之急。历史上各宗在五台山弘扬文殊信仰,都对本宗义理有过革新和发展。(此处不能赘述)绝不是仅之於宗教感情。文殊信仰义理首出於华严。而华严学对文殊所代表的慧学从汉末到盛唐几经变化。汉末三国只出现了文殊类经典,西晋竺法护时才开始译普贤类经典。晋宋之交六十华严出,从编排看,晚出的普贤类经典及和他相关的诸品经分别置于全经的开头和结尾,早出的文殊经典及和他相关的诸品经被夹在中间,显示了以菩萨修行为全经主线唐普贤行的思想系统。再到则天朝,八十华严译出,华严研究出现了新高潮。这其中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提出“三圣一体”说,此说被澄观接受,创立“三圣圆融”观。到宗密融合华严与禅合论,教禅统一於“心”,赞宁在《宋高僧传》里说宗密:“皆本一心而贯诸法”。显示出一条:最初华严经学强调取得般若智慧,进入佛的境界,因而突出文殊菩萨;后发展为强调菩萨愿行的力量,而突出普贤菩萨(大乘观念更明确)李通玄则提出“三圣一体”文殊与普贤并重。具体说,华藏世界教主毗卢舍那佛有文殊和普贤二位协侍菩萨。文殊表智德,智德也是证德,修行者恁“般若”开发本有的“如来智”,证得“摩诃般若波罗密。”文殊就是先天之智和修证得慧的象征,因此各经文中常由文殊说法讲经。普贤表理德,理德同时必是行德,如澄观大师说:“理若无行,理终不显;依体起行,行必称体。由行证德,理无行之外之理;由理显行,行无理外之行。”同时“理”就是佛法,就是宇宙本体是永恒的“寂”“止”,修行者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修禅定。那末因慧而有定,因定而证慧这就是常说的“定慧双修”。从信仰的角度说:文殊表众生心中有如来智能生信佛之心,文殊智慧就是启发人心中的“信”而去行,去证,信的就是佛,行的目的就是成为佛。主观上,众生有如来智而“能信”;客观上,有“理”表示了毗卢舍那佛和华藏世界的“所信”,这样主观客观的结合,产生了对佛的信仰,这叫做“能所相融”。《华严经》精心安排善财童子,依文殊指示历经五十二位善知识第五十三参到普贤菩萨,获得佛果。这就是有名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由文殊始而普贤终表现出,由主观的智出发经过广泛艰苦的修行获得理而成佛。同时也是文殊普贤合而成佛的形象化。文殊普贤和毗卢舍那佛互成因果,澄观说:“三圣之内,二圣为因,如来为果。果超言想,且说二因。若悟二因为玄微,则知果海之深妙。”《华严经》中毗卢舍那佛没有说过一句话,就是“果超言想”吧,道理全由文殊和普贤说了。

  千多年来文殊信仰的曲折变化至少表现出:

  一、佛教义学特别是华严学说从追求智慧解脱转而寻求苦行求证,最后转向内心,以心性为本原设定解脱法门的一条漫长的与中华文化相契合之路。

  二、佛教义学与中国文化圆融的过程,也反映出中国佛教坚持适应“当时”的政治习俗等,坚持不但为自己解脱也为社会众生求福祉的大乘菩萨精神。现在普遍出现信仰匮乏就是许多表相上信仰佛教的,他们真的有“正信”吗?我觉得在本就糊涂的社会环境中,还要坚持文殊为上,还是普贤为上的次第之争,是不合佛法的。因此我觉得山西佛教和五台山佛教要为山西建和谐社会做贡献,就该重振五台山重义学的优良传统,并在弘扬文殊信仰的时候以博大的胸怀更重“三圣一体”,圆融三圣,这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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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殊菩萨的智慧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山西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吕梁市佛协会长 宣一


 内容提要:本文从《华严经净行品》说起,文殊菩萨《净行品》教导佛子用心发愿,从菩萨在家开始到睡眠始寤结束,一共一百四十一愿,每一愿都有当愿众生,我们要有智慧,就得不忘众生,不离众生,一切为了众生。《净行品》中,所发一百四十一愿,可以说包括了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文殊菩萨要求佛子处处用心,回光返照,善用其心,断一切恶具足众善,行愿具足。所以我们要把文殊菩萨智慧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从待人接物,处世做事做起,时时处处警策,发菩提心,发长远心,搞好心灵环保,建设人间净土,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关键词:文殊  智慧  落实  生活  为  和谐社会  做贡献

文殊菩萨是佛陀的大弟子,智慧、辩才第一,为众菩萨之首,象征佛陀智慧的菩萨,称“大智”。在中国,他和观音“大悲”,地藏“大愿”,普贤“大行”并称四大菩萨。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外形为顶结五髻(代表大日如来的五智: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手持宝剑(表示智慧之利),坐骑为一狮子(表示智慧的威猛)。文殊菩萨是一切如来智慧的象征。修习文殊菩萨般若法门,可增长福德、智慧,令得聪慧,可了知诸法真实意。

  正如印光法师在“重修清凉山志序”中所说:“文殊菩萨,道证一真,德超十地。入三德之秘藏,居常住之寂光。但以救苦情殷,度生念切,故复不违寂光,现身尘刹,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其为七佛师,作菩萨母,犹属迹门之事。若论本地,则非佛莫知。虽尽尘刹界,无非所住,而障重之凡夫,何由识其妙用,瞻其法范乎哉。以故不得不为初机,设一应化之地,俾有所趣向,而种出世之善根。故从昔已来,与万菩萨,常住清凉宝山,演说一实之道,兼示不思议种种神化。令善根成熟者,即证真常,未成熟者,因兹增长。须知菩萨不动念,而随机示现说法,了无差殊者,如月到中天,影印众水,不但大江大河,各现一月,即一勺一滴,亦现一月。江河中月,一人视之,只见一月。百千万人,于百千万处视之,亦各只见一月。人若东行,月则随之而东。人若西行,月则随之而西。人若安住,月则不动。世间色法之妙,尚能如是,何况菩萨,彻悟唯心,圆证自性,悲运同体,慈起无缘者乎。”

  文殊菩萨之所以能为诸佛师,菩萨母;能说诸佛功德,策进行者;能权巧方便,现身说法,全凭久已证得无上智慧。至于古代高僧,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成为佛门龙象;以及古今圣贤,能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亦皆凭借智慧的指导。所以,人们无论要想成佛作祖,成圣成贤,建立功勋,造福社会,或做个平平凡凡,堂堂正正的人,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都应该放弃妄想,追求智慧。

  我们要想证得无上智慧,必须把文殊菩萨智慧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必须从日常生活、行住坐卧、待人接物做起,为此,本文将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品》说起。净行品开头这样讲:尔时智首菩萨问文殊师利菩萨言,佛子,菩萨云何得无过失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害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可毁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可坏身语意业,云何得不退转身语意业,云何得不可动身语意业,云何得殊胜身语意业,云何得清净身语意业,云何得无染身语意业,云何得智为先导身语意业,云何得生处具足、种族具足、家具足、色具足、相具足、念具足、慧具足、行具足、无畏具足、觉悟具足。云何得胜慧、第一慧、最上慧、最胜慧、无量慧、无数慧、不思议慧、无与等慧、不可量慧、不可说慧。……云何得与一切众生为依、为救、为归、为趣、为炬、为明、为照、为导、为胜导、为普导。云何于一切众生中为第一、为大、为胜、为最胜、为妙、为极妙、为上、为无上、为无等、为无等等。

  尔时文殊菩萨师利告智首菩萨言:善哉佛子,汝今为欲多所饶益,多所安隐,哀愍世间,利乐天人,问如是义。佛子,若诸菩萨善用其心,则获一切胜妙功德,于诸佛法,心无所碍,住去来今诸佛之道,随众生住,恒不舍离,如诸法相,悉能通达,断一切恶,具足众善,当如普贤色像第一,一切行愿,皆得具足,于一切法,无不自在,而为众生第二导师。佛子,云何用心,能获一切胜妙功德。文殊菩萨在《净行品》中教导佛子用心发愿,从菩萨在家开始到睡眠始寤结束,一共一百四十一愿,每一愿都有“当愿众生”可见我们要有智慧,就得不忘众生,破除我执;我们要有智慧,就得不离众生,和众生融为一体;我们要有智慧,就得一切为了众生,乐于奉献,甘于牺牲,令众生欢喜;我们要有智慧,就得学习文殊菩萨的广大心量,赞叹、包容、尊重承事、利益教化众生。正如世亲菩萨所说:“菩萨见诸众生,无明造业,长夜受苦,舍离正法,迷于出路。为是等故,发大慈悲,志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语阿耨多罗,此云无上,梵语三藐三菩提,此云正等正觉,即证佛果之称。)如救头燃。一切众生有苦恼者,我当拔济,令无有余。”那众生的迷妄,非大慈悲无以救度。慈使众生得乐,悲使众生离苦。菩萨普修六度万行,都是为的拔济众生。故一切都是枝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