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
法显归国后的一段经历
徐文明
法显是早期最为著名的求法高僧，其西行经历在《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等）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而对于其归国后的行迹，却只有寥寥数句，语焉不详，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据《高僧法显传》卷一：
刘法（兖）、青州，请法显一冬一夏。夏坐讫，法显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停六年还，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历，减三十国。沙河已西，迄于天竺，众僧威仪，法化之美，不可详说。窃惟诸师未得备闻，是以不顾微命，净海而还，艰难具更。幸蒙三尊威灵，危而得济。故将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是岁甲寅。
法显以东晋义熙八年（412）七月十四日于青州长广郡牢山登陆，受到长广郡太守李嶷的热情接待。后来又南下彭城，得到任兖、青二州刺史的刘义怜的尊崇，在其治下停留一冬一夏。然而法显的本意是回到阔别已久的长安，因为他非常思念在那里的师友，更重要的是要借助这一最大的佛教中心完成翻译经律的弘愿。然而对于法显这样的佛教大师，东晋朝廷是不肯轻易放其回到敌国的，另外在鸠摩罗什于弘始十五年即义熙九年（413）四月去世之后，长安佛教便开始走下坡路了。佛陀跋陀罗僧团被无故摈斥，被迫离开长安，这也使法显暂时压下了回归的念头。
对于“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一句，有很多误解。据《中国佛教史》：
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在义熙九年（413）春随刘裕从江陵到建康，住道场寺。法显于同年秋到京，亦住道场寺。次后二人共同翻译法显带回的梵文经典。
这一说法有两个问题，一是佛陀跋陀罗到建康是在义熙十一年（415），并非九年，二是法显还都是在义熙十二年（416）夏末，二人共同译经是在是年十一月。
对此，徐文明有另外的解释：
既然罗什卒于弘始十五年（413），那么觉贤就不可能在义熙七年（411）离开长安，也不可能在义熙九年（413）至建康。其实依据史实，觉贤在义熙九年（413）与刘裕一起还都的可能性也很小。刘裕当时恐激诸葛长民为乱，轻舟潜归，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大可能带觉贤师徒同归的。那么又何以说明《法显传》“就禅师出经律”之说呢？
《法显传》之后有一段跋文：
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人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夫成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这段跋文“迎法显道人”一句日本镰仓古抄本作“慧远迎法显道人”，章巽认为此句表明慧远促成法显与觉贤合作译经之事，并非亲迎。郭鹏认为非亲迎之说，似与文意不符，此段跋文或为慧远之作，或为远弟子雷次宗所写。法显来京是否与慧远有关，不得其详，然义熙十二年八月七日慧远入灭，夏末之时，慧远还有没有精力顾及此事是个问题。且加上“慧远”二字，与文法不合。是故此事恐与慧远没有直接关系，亦非雷次宗所为。
从其文意来看，此跋文很可能为慧观之作。因为义熙十二年（416）冬天法显正好在道场寺与觉贤共译《摩诃僧祗律》。慧观为觉贤首徒，也是道场寺务的主持者，由他出面迎请法显是很自然的。这段跋文表明两点，一是义熙十二年（416）夏末法显始到京师，二是《法显传》有详略两个版本。
诸说多谓法显义熙九年（413）至京，是泥于略本之说。略本原作于义熙十年，大概是在刘道怜驻地京口所作。现存本实为后来详载改订之本，成于义熙十二年（416）之后，故加进了“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之句，然略本最后的“是岁甲寅”却未加改动，难怪后人受其迷惑。
此说非只此一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三谓“法显以晋义熙十二年还都，岁在寿星”，此前又引《法显记》说明诸戒本的由来，这表明僧祐是读过《法显记》的，他仍然肯定法显十二年还都，表明是明了“就禅师出经律”之始末的。
从译经之时也可看出这一说法的可靠性。觉贤来京之后，最先翻译的是法显带来的《摩诃僧祗律》，以十二年（416）十一月始，十四年（418）二月讫。如果义熙九年（413）二人都到了京师，为什么拖到三年以后才开始译经呢？依《法显传》，义熙十年（414）时就已经出经律了，那么为何诸录皆谓译事最早始于义熙十二年（416）呢？
是故《法显传》之说事出有因，不足以作为觉贤义熙九年（413）二月还京的证据。觉贤应如慧观本传所述，于义熙十一年（415）八月随刘裕还京，止道场寺。
这一解释中，说觉贤于义熙十一年（415）还京，法显于次年夏末前来，这是正确的，但谓“南下向都”一句是后来加进来的，并称《法显传》略本作于京口，这是有问题的。
对于“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一句，应该作新的解释。法显自彭城、京口再都到建康，确实是渐次南下的，但下一句应分别理解，即为“西至庐山”，“就禅师出经律”。也就是说，法显是先南下到都城，但并未停留太久，即西行到庐山，就佛陀跋陀罗出经律。
因此，“南下向都”，指的是法显于义熙九年夏末首次路经京城；“就禅师出经律”，也指的是二人在庐山的首次合作译经。对此应当和二人于义熙十二年（416）在京城道场寺的再次合作分别开来。
大多数人未能如此解释，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法显曾经到过庐山，故有法显到京后一直停留到义熙十四年（418）后的误会。
据杨维中《高山仰止：法显大师的行历及其西行评述》：
从天竺、师子国归来的当年七月末，法显应兖、青州刺史刘道怜的邀请，到彭城居住，并且在彭城度过了义熙九年（公元四一叁年）的夏坐。而此年春天，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与宝云一起，随刘裕从江陵到达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住于道场寺。七月底或八月初，法显南下至建康，在宝云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翻译经律。在建康，法显并且将其西行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佛国记》。
此说因袭了任继愈等的错误，而这一误会当始自汤用彤先生：
昔慧远奉侍道安，尝闻西域沙门言西域有佛影（按安公曾作《西游志》，盖集录游方僧人传说）。及晋义熙中，在庐山值罽宾禅师佛陀跋多罗（约于六七年顷到山），及南国律学道士（不知为何人，但似非法显。因显时尚未归来），详问其所亲见，乃立台画像（义熙八年五月立台），并刻铭于石（义熙九年九月作铭）。于是挥翰之宾，佥焉同咏（详《广弘明集》慧远《佛影铭》）。并命弟子道秉远至江东，嘱谢灵运制铭，以充刻石（见《广弘明集》。铭作于义熙九年秋冬之后，故言及法显。又铭之序中，言“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乃指远公在远方闻天竺佛教流风遗泽而悦，非闻法显言也。铭中有“承风遗则”句可证。）
对此徐文明进行过评述，他指出：
这段话是有问题的。觉贤到山不可能在义熙六七年顷。或因慧远《铭》中有“及在此山值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之说，既然义熙八年（412）五月就立台画像，则觉贤之来山必在此前，此“南国律学道士”必不得为法显（其时未还晋土）。其实这是对慧远铭文的误解。义熙八年五月只是立台，并未画像。慧远“遇西域沙门，辄飡游方之说，故知有佛影，而传者尚未晓然。及在此山，值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与昔闻既同，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乃多有先徵然后验”，也就是说，慧远过去只是从西域沙门那里听说过佛影，但讲说者也是得自传闻，并非亲历，故对其详情也“未晓然”，只是在觉贤等亲睹佛影者来山之后，才具悉其状，始“图而铭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