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净行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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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转帖]中国佛教的居士管理探究

2007-12-8 18:34

作者:道坚法师

内容提要：中国佛教历经二千余年风雨，对中国文化、民族精神和社会生活贡献颇多。当今佛教恢复二十余年，有佛教居士近亿人，如果适当团结引导，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中国佛教居士之管理，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本文试图从中印佛教之居士管理脉络中，疏理出历史的清晰轮廓，结合当今世界佛教之居士管理经验，提出解决现代佛教居士松散无依、盲目发展的误区，当在“以佛教协会为主体，附以行政区域管理”的新思路。

关键词：佛教居士管理  教区制度  行政区域管理  道场管理制度

作者：中国佛学院硕士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重庆佛学院常务副院长

绪
  言

居士之名，是中国古代对德才兼备的“隐逸处士”和“居家饱学之士”的称谓。如《礼记·玉藻篇》中的居士锦带，有弟子缟带，即为身怀绝学的“道艺处士”。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中，有居士田仲者，便是不问世事的“居家饱学之士”。这些居士自视清高，注重节气，“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而食之，掘而饮之”，过着隐遁而自然的山林生活。历史文献中的这些处士、隐士、居士等，自身有较高修养，不为世事所累，高风亮节，受到世人的推崇和赞叹。

佛教的居士，梵语迦罗越，意译为家长、家主、长者。愿意指印度四种姓（宗教祭司阶层的婆罗门、武士阶层的刹帝利、从事商贸及手工业的吠舍、平民阶层的首陀罗）中吠舍的富有者，或居家的有道之士。在佛教典籍中，对有资财及居家有道者称居士。如隋代慧远《维摩经疏》卷一云：“居士有二：一、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1]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家学习佛法，实践佛法，即是居士。

然而，一般对长者和居士混淆，以长者为居士，显然也不合要求。长者的梵文音译为疑叻贺钵底，与居士不同。佛教对居士的要求相当高，认为是对有道德涵养者的称谓。如唐代慈恩窥基在《法华玄赞》卷十中说：“心平性直，语实行敦，齿迈财盈，名为长者。守道自恬，寡欲蕴德，名为居士。”[2]这里将居士和长者分得很清，年高德劭者为长者，而安居于道的为居士。

上面所述居士，多为有实力有道德，精通佛法的人士。而《十诵律》卷六云：“居士者，除王、王臣及婆罗门种，余在家白衣，是名居士。”[3]这是的居士打破常规认知，内涵较广，除了国王、大臣及婆罗门外，都是居士。这种泛化的居士观对以后的居士内涵有很大影响。

当代佛教的居士，已经是泛称，不论三六九等，不再以资财或道德居之，即在家学佛的人，都是居士。这是包括士、农、工、商、军、政、学等各界学佛人士。

佛教是以法为纽带的松散型组织，僧团管理尚未达到统一的标准，而对于居士的管理，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几乎没有统一的认识，更不用说统一的机构或组织了。对佛教居士管理的研究，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很少有人涉及。

中国现有佛教徒一亿多，出家僧尼近20万，其中南传佛教出家比丘、长老1万多人，藏传佛教喇嘛、觉姆约12万人，汉传佛教仅7、8万人，余为在家居士。也就是说，庞大的佛教居士群体有1亿多人，如果放任自流，可见于国于教不利。现在国家倡导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宗教界人士团结信教和不信教的人士，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那么，如何引导广大佛教居士爱国爱教，建设小康社会及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于国于民非常重要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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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代慧远《维摩经疏》卷一，收入《大正藏》卷38，第 441页中。

[2]
      唐代窥基《法华玄赞》卷十，收入《大正藏》卷34，
     第84 9页上。

[3]
      《十诵律》卷六，收入《大正藏》卷23，
     第47页中。

清净行居士

一、印度佛教的居士管理

 

    印度佛教的居士管理，始自释迦牟尼佛，其管理模式，依照印度文化注重出世和戒律的传统，分层教育和管理。这些管理模式尚未形成科学规范化的管理，可以说是居士管理的雏形。

（一）致力于出离道及普世情怀的居士管理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后，于鹿野苑度化五比丘，成为最初的佛教出家僧团。随着佛教的创立，在家信徒逐渐加入增多，引发了释迦牟尼佛对居士团队管理的思考。首先是僧团的弘化模式将直接影响居士的管理，因此，佛陀制定了一系列与居士管理相关的律仪和摄化模式。

1、乞食制度

释迦牟尼佛对僧团的生活方式，吸收印度传统僧侣的生活模式，采取乞食制度。为什么以乞食作为僧团的重要生活方式呢？《佛说大集法门经》卷下云：

 

有苾刍，如法受利，如法乞食，随有所得，如法而食，任持自行，远离非法，从初修习，所有梵行，坚固不坏。[1]

 

为了不给在家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来对行乞法有许多明细的规定，遵守这些规定即如法乞食，如法而食。佛陀认为行乞可以远离非法（即不利于修道的事），可以令所修梵行，坚固不坏。佛陀又在《小缘经》中对出家弟子开示道：

 

正念清净，仁慧无厌，衣食知足，持钵乞食，以福众生。[2]

 

乞食除了远离非法的好处外，佛陀认为还是“以福众生”的方法。综上所述，所谓乞食制度，即出家僧团不再为资生事业操心，一心修道度生，生活来源全部依靠信众的布施。乞食的生活方式有两个意义：一是自利，杜绝俗事，安心于道。二是利他，福利众生，便于弘法。

乞食面向所有的在家人，不论是否佛教徒。这种生活方式，使出家僧团不再远离大众，以走访的形式，将出家人和在家人有机结合起来。在《阿含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弟子以无畏的精神，无论荒村还是城镇，到处都有佛陀弟子的身影。出家人从在家人那里得到食物，在家人从出家人那里得到佛法，还要为在家人治疗疾病，调解纠纷，在修行上给予指导和帮助等。

作为在家人之一员的居士阶层，当然更是僧团的关注对象。一方面出家人主动到居士家里行乞，一方面也应居士之供，即接受居士的供养。这些供养包括饮食、卧具、汤药、衣服等物。居士的这些供养称财布施，出家人对在家人的弘法和帮助称法布施。前者是物质的奉献，后者是精神的提升。二者都很重要，所谓“财法二施，等无差别”。

2、四摄等摄受法则（管理方法）的确立

因佛教是一个松散团体，其管理方法也比较复杂，这里仅举例说明居士管理的基本准则。四摄法是佛陀对菩萨管理学的基本法则。《佛说大集法门经》云：“复次四摄法，是佛所说，谓布施、爱语、利行、同事。”[3]

一是布施，即注重对大众的关怀，因为所管的是人而非物，就应该把所有的管理对象当作未来的佛陀一般，给予布施以鼓励。布施又分为三：一是物质性的布施，解决大众的生活问题；二是法义的布施，解决大众的宗教生活问题；三是无畏布施，给予大众的心灵慰藉，解决其灵魂的升华问题。

二是爱语，即通过人格和语言的魅力，激励大众，形成积极的团队精神。所谓爱语，即根据管理对象的精神状态，以语言为媒介，使大众思想统一，精神焕发，积极向上，告别懈怠、散慢、退堕等不善之法，致力于解脱及弘法利生事业。

三是利行，即根据管理对象的精神状态和能力等，分析研究其行为特征，指导其完成适合的任务。这就涉及到组织分工的问题，对人才的培养和人尽其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是同事，即领导阶层以一种平等观念，建立共同的愿景，与管理对象同甘共苦，一起向解脱的目标努力。

除四摄法外，还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系列管理方法论，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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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说大集法门经》卷下，《大正藏》卷1，第231页下。

[2] 《阿含部·小缘经》，《大正藏》卷1，第39页下。

[3] 《佛说大集法门经》卷上，《大正藏》卷1，第229页中。

清净行居士

3、以道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

　所谓道场，包括佛陀成道的地方，供养佛的地方，佛教寺院庵堂，大众学道（包括讲堂）及修道的场所等。在佛教功德思想、供养思想及护法思想的影响下，在家居士以道场为中心，形成松散的以道场为纽带的团队模式。

如在道场中讲经一法，在印度甚为风行。举行讲经的场所，称为讲席、讲筵、讲肆、讲座等，讲说者称为讲师、讲主、讲士、讲匠。在印度阿育王时代，讲经之事已颇为流行。如《善见律毗婆沙》卷二所载，阿育王时代的传道师，曾赴各地说法讲经，所讲经典有《蛇譬喻经》、《天使经》等十三经。[1]后大乘法师，多自利利人，为他人讲说佛法。

佛教居士在道场内听闻佛法，践行禅修，开展宗教活动（包括供僧等），成为佛教最早的居士团队的管理模式，与当今的教区管理和寺院管理模式有密切关联。

（二）依照律学精神的分层管理法

所谓分层管理法，即佛陀针对在家居士不同的精神状态，施以不同的教育手段和戒律规约，达到统率大众的目的。

1、三皈制度

三皈即三归、三皈依，是非佛教徒在接受佛教理念，逐渐生起信心，举行的入教仪式。所谓三皈依，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即皈依不是对某一个的依止，而是对佛的信仰，对佛教理念的信仰，对僧团的信仰。一旦受持三皈依，即正式成为佛教徒。三皈的受持在《长阿含经·阿摩昼经》中有明确的表述：

 

时，婆罗门取一小座于佛前坐，世尊即为婆罗门说法，示教利喜，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秽污，上漏为患，出要为上，演布清净。尔时，世尊知婆罗门心已调柔、清净、无垢，堪受道教，如诸佛常法，说苦圣谛、集圣谛、苦灭圣谛、苦出要谛。时，婆罗门即于座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犹如净洁白叠，易为受染。沸伽娑罗婆罗门亦复如是，见法得法，决定道果，不信馀道，得无所畏，即白佛言：我今再三归依佛、法及比丘僧，听我于正法中为优婆塞。[2]

 

这里讲述了一位印度婆罗门教徒受到佛陀教化的过程。婆罗门教徒坐在佛陀的面前，听佛陀讲布施、持戒和解脱的理念，并说远离有漏的人欲，当以解脱道为要。等这位婆罗门教徒接受如上观点后，再为他讲苦、集、灭、道四圣谛。这位婆罗门教徒对甚深的佛教理论深深地生起信心，立即要求佛陀为他受持三皈依。

受持三皈依，不仅仅要求在家居士皈依佛法僧，还要承诺不再跟随信奉其它宗教的神或教主，不再信仰与佛教不同的其它宗教的思想，不再跟随其它宗教的教徒学习等。在佛教的信仰中，受持三皈依，就不再受三恶道之苦，经过次第修学，即可获得永恒的解脱——涅盘之乐。所谓三恶道，即地狱道、饿鬼道和畜生道。

因此，三皈是非佛教徒成为佛教徒的仪式，也是佛陀针对在家信徒的初步管理模式。

2、五戒制度

在家信徒受持三皈依后，即成为佛教之一员。随着在家居士的增多，就需要有一定的团体规约，佛陀乃制定五戒，以规范居士的行为规范。《阿含部·三聚经》云：“云何五法向善趣？谓持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3]而在《佛说七佛经》中云：“受持近事五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话，五不饮酒。”[4]不欺与不妄话，就是后来所说的不妄语戒。

五戒可以说是佛教徒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如果犯此五戒，就要给予相应的处理，严重者开除教团。佛教徒的五条基本行为规范，今逐一解释如下：

不杀生，即尊重所有的生命，应当爱护生命，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不偷盗，即尊重大家的劳动成果，杜绝不与而取的行为。

不淫欲，即尊重自己的配偶，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不妄语，即尊重大众的知情权，建立诚实信义的社会环境。

不饮酒，即尊重感性的生活方式，远离毒品、麻醉剂、赌博、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构建智慧和艺术化的个性生活。

当然，佛教对是否犯戒，犯哪一条戒，有一定的律法规定，这就是戒律学，也称法律。专门研究佛教法律的人叫律师。如对犯戒有开、遮、持、犯之说，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戒，即不再受戒律的约束，或什么情况下必须坚守的原则，或究竟属于犯戒还是持戒。还有因、缘、法、业之分，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处罚。因即犯戒之动机，缘即犯戒的条件，法即犯戒的方式，业即造成的后果。

3、八关斋戒制度

由于佛教信仰是以佛法僧三宝为中心，而此三宝又以僧宝最为重要，僧宝既是未来之佛，又承载着佛陀的教法，且维系着教团的正常发展。在家居士因俗务所缠，只有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佛法和实践佛法。而居士对僧宝的崇拜，必然引发人们对僧侣修道生活的向往。为了解决居士们的这种亲近善士，体验出家生活的信仰需求，佛陀在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对弟子们专门说了《八关斋经》，特制定八关斋戒。

 

欲知圣八关斋，便教某甲当作是说，犹如阿罗汉，尽形寿不杀生，亦不教人杀生，无怨恨心，当怀惭愧，有慈心愍一切众生。我字某名某，为阿罗汉所教，自今日始，随意所欲，不复杀生。……尽形寿不盗好施。……尽形寿不习不净行，常修梵行清净无秽而自娱乐。……尽形寿不妄语，常行审谛。……亦不饮酒。……尽形寿不犯斋。……尽形寿不于高好床坐。……尽形寿不习歌舞戏乐。亦不着纹饰香熏涂身。……如是修行圣八关斋。[5]

 

可见对居士们受持八关斋戒，让他们感受出家清静生活，或放下生计，过上短期专心修道生活。这是最早的短期出家修道，因为居士们不可能长期住在寺院里，只能在寺院里过短暂的修行时光。

短期出家，也要遵守一定的戒律，对于居士不能要求向出家比丘一样严格，就要求他们在寺院里受持八关斋戒。所谓八关斋戒，即在五戒的基础上，更加不非时食（即过午不食）、坐高广大床、不着花鬘缨络和不习歌舞戏乐，这八条戒规是在家人所持，故名在家八戒。

八关斋戒的受持，一日一夜为期。对受持八关斋戒的时间和程序，《增一阿含经·高幢品》云：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月、十四、十五日说戒、持斋时，到四部众中当作是语：我今斋日，欲持八关斋法，唯愿尊者当与我说之。是时，四部之众。当教与说八关斋法。[6]

 

看来受持八关斋戒的时间没有定性，只要居士要求受持，大家都应该给予满足。后来还有关于六斋日受持斋戒之说，即每月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据说此六斋日，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正是改往修来的好时间。如此可知，印度佛教居士亲近僧宝，跟僧团一起过出家修道的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每个月定期或不定期到寺院里学习、修道，也是一种对居士管理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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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善见律毗婆沙》卷二，收入《大正藏》卷24。

[2] 《长阿含经·阿摩昼经》，《大正藏》卷1，第88页上。

[3] 《阿含部·三聚经》，《大正藏》卷1，第59页下。

[4] 《佛说七佛经》，《大正藏》卷1，第153页上。

[5] 《八关斋经》《大正藏》卷1，第913页上至913页中。

[6] 《增一阿含经·高幢品》，《大正藏》卷2，第625页上。

清净行居士

（三）精英佛教的居士管理

印度佛教没有统一的居士管理模式，但主动的、自发的、个人影响式的管理模式倒还是非常多的。如佛陀及其弟子们，因为居士们对他们的人格崇拜，大量追随其后，形成庞大的居士团队，从而引发了居士管理的需求。这些居士依附道场为中心，跟随大德学习佛法，实践佛法，佛陀及其弟子们已经实质上是居士的管理者了。

印度佛教中历代高僧，多是人格伟岸、学识超群的佛教精英人物，受到信众们的热捧，追随者众多。这些高僧或为帝之师，或为国之师，或游化四方，或讲学不辍，或弘法利生等等，在佛教界、社会上有崇高威望。以其威信和智慧，对居士进行学习和修行的引导，就成了印度佛教僧团的居士管理模式。

印度佛教受到帝王阶层的影响非常大，如第一个发心支持佛陀，奉献竹林精舍的摩揭陀国频婆沙罗王；护持佛陀弘法，支持祇园精舍修造的舍卫国祇陀太子；完成教典首次结集，大力推行佛教的阿阇世王；把佛教定为国教，四处派遣传教士，将佛教从民族化宗教变为世界宗教的法阿育王；支持胁尊者结集佛典，编篡《大毗婆沙论》，推动灿烂文化的犍陀罗艺术，大力复兴佛教的迦腻色迦王；破邪显正，崇敬佛法的笈多王朝诸王（如超日王、新日王等）；重新统一印度，重振佛教，深受玄奘大师嘉誉的戒日王，等等。这些帝王阶层，虔诚信仰佛教，或将佛教作为国教，或努力推动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或建寺度僧，将佛教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甚至以佛教律法精神为国法，起到了治理民众的重要作用。这是佛教史上对居士管理最有规模、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方式，因为帝王运用律法管理民众时，自然将居士的管理纳入其中，并将人员按以行政区域划分，管理得井井有条。这种管理是政教一体化的管理。

作为佛教的某些贵族阶层，如维摩诘居士等人物，即懂得佛法，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他们也会自觉地参与到佛教居士管理中来。如《维摩诘所说经》卷上云：

 

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禁。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一切见敬，为供养中最。执持正法，摄诸长幼。一切治生谐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诸四衢，饶益众生。入治政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诱开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长者，长者中尊，为说胜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断其贪着。……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兴福力。……长者维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1]

 

维摩诘作为贵族居士的代表人物，身虽在世俗生活之中，精神生活却是出世的，持戒清净，修诸禅定，不受世俗的干扰。在一切处（包括妓院），以佛教的精神，方便教导众生。这种以个人的努力，自发地参与居士管理的事例，是比较普遍现象，对佛教徒的管理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总之，印度佛教对居士的管理，虽没有统一或规范化、组织化的模式，但从生活上、修行上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形成以道场为中心的非组织化管理规则，通过寺院讲经，开展各种法会，出家僧人的乞食，吸纳居士到寺院短期出家修行等方式，对佛教居士达到一定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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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摩诘所说经》卷上，《大正藏》卷539上至53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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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居士管理

 

    佛教传入中国，为了适应本土风俗习惯，加强出家僧团的管理，除原有印度次大陆文化特色的戒律学外，尚有丛林清规和寺院管理规约等自治性质的管理模式出现。全国性的佛教管理机构，也以僧官制度最为完具。这些佛教管理模式，均侧重于出家僧团的管理，忽视佛教居士的管理。中国历史上佛教居士管理，除乞食制度未在中国施行外，对印度佛教居士管理有许多的继承关系。偏寻历史文献，也有一些可资借鉴的具中国特色的居士管理案例。

（一）寺户、佛图户、僧祇户制度

所谓寺户、佛图户和僧祇户，即附属于佛教寺院的居民。为佛教戒律中的“净人”制度与我国晋唐间“田客荫户部曲”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寺户制度的产生，始见于《魏书》〈释老志〉：

 

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1]

 

关于昙曜大师请设寺户之事，宋志磐在《佛祖统纪》中也有明确的记载：

 

三年，昭玄都统昙曜言，平齐户及民间，能岁输粟入僧曹，号僧祇粟。遇凶年则出赈饥民。又诸民犯重罪者，为佛图户，供诸寺扫洒。帝许之。於是僧祇粟遍天下。[2]

 

文中所说的昭玄都统昙曜大师，为北魏时僧人。籍贯、生卒年均不详。年少出家，原在凉州修习禅业，为太子拓跋晃所礼重。北魏太武帝废佛教，出家僧多被迫还俗，师独坚固道心，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真理。文成帝即位后，再兴佛教，特任师为昭玄都统，管理僧众，相当于现在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之职。师于受命之后，引导修学，整修寺宇，道誉日高。受文成帝之请，于武周山山谷北面石壁开凿窟龛五所，每窟镌造佛像一尊，又建立佛寺，称为灵岩寺。此为大同云岗石窟之开端。

“平齐户”，按宋志磐的意思应是平民阶层：“平齐户，注家未尝言。或云平民齐民之义。”[3]即要成为寺户，普通老百姓只要愿意交纳“僧祇粟”（一定的税额给寺院），寺院就会在朝廷的恩准下，给你提供土地耕种，免去了颠沛流离之苦。

时逢连年战乱，天灾人祸不断，致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加之税捐繁多，有的民众纷纷揭竿而起，有的逃离家园，乞食为生。这些生活无着而被迫起义的农民、手工业者，当时朝廷有连坐之法，他们的亲属都被判斩或作为重罪囚犯及官奴。由于沙门统昙曜大师的奏请，这些人免遭刑罚，分配到寺院统属的地区进行劳动改造。寺院带领这些寺户在山地无人区重建家园，开垦荒地，种植谷物，重新获得了自由生活。凡被分配为寺户、佛图户者，须执洒扫之役（定期到寺院里洒扫杂役），或向寺院交纳一定的税捐。

寺户交纳的僧祇粟并不是寺产或私产，像其它物质一样被称为“十方物”，即大众公共财产。这些财产一方面用于佛教寺院的日常弘法开支，一方面用于赈灾等慈善事业。

尽管这些寺院所属的寺户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他们因为触犯国家法律或谋反败露，如果依附于寺院就可以免于杀头或处罚。随着佛教的影响，这些人一般也会受到感化而归依佛教，成为佛教居士。因此，寺户是中国佛教居士管理的最初尝试，其规模较大，对以后的佛教居士管理影响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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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魏书》之《释老志》第二十。

[2] 《佛祖统纪》卷38，《大正藏》卷49，第355页上。

[3] 《佛祖统纪》卷38，《大正藏》卷49，第355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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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寺家制度

寺家制度即佛教寺院中使用的杂役，并替代出家僧人处理相关事务的制度。这种制度最早出现于印度佛教，如《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六〈过限索衣学处〉云：

 

若田地园囿，亦合众畜，应与寺家净人及余俗人，计分征课，以供僧伽。[1]

 

印度佛教时期，出家人为了避讥嫌，远俗务，受持“银钱戒”，即不执持金银钱财。作为庞大的僧团，不免有许多内部管理和外部交通等事务。出家人专心于道，或学习佛法，或修行，不能俗务缠身，只有用在家人来做这些工作。寺院里做俗务的人，要求粗通佛法，懂得佛门礼仪，了解僧团行为规范，通常被为“净人”。净人是僧团与世间交通的媒介，即服务于僧众，也服务于人民大众，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寺家即是净人的另一称谓，佛典律部对比丘僧应使用寺家有明文规定，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二十一《用纯黑羊毛作敷具学处第十二》云：

 

然诸苾刍，应可求觅执事之人。苾刍不知欲觅何人。佛言：应求寺家人，或邬波索迦。寺家人者谓是净人。邬波索迦者，谓受三归五戒。[2]

 

苾刍即出家比丘。佛陀规定出家人不必为俗务所扰，应该寻觅“执事之人”。执事之人可以是寺家人，也可以是邬波索迦（佛教居士）。寺家人即是净人，他们可以专门在寺院或寺院领地服务，而居士有自己的事业要做，只能是暂时为僧团服务。

在中国佛教史上，寺家的组成比较复杂，一是无业游民，寻求寺院给予容身之地；二是无地农民，希望寺院解决生计；三是因天灾人祸逃离家园的人，希望寺院给予生存的机会；四是受官绅欺负的弱势群众，希望寺院给予庇护；五是孤苦无依者，希望寄居寺院；六是佛教信仰者，希望通过亲近僧团学习佛法和修行。不管是哪一类的寺家，寺院所作的这些事，对社会对人民皆有重大贡献。

当有人供养田地园林等物时，出家人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出家人云游四海，不为物所累，不为欲所牵。这些供养物可以交给寺家使用，寺家给僧团交一定的税捐，以供寺院日常所需。

寺家为僧团管理俗务，做杂役，作为僧俗的媒介，还在寺院所属的土地上耕种，交一定税款供僧团开支。要保证寺院僧团能够专心修道，看来寺家的工作面非常广，任务艰巨。

佛教越兴盛，寺院内部事务就越繁重，诸如洒扫之职，僧团的日常生活安排，对老弱病残的照顾，等等。如《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赞咏之礼〉云：“此唱导师，恒受寺家别料供养。”[3]这里说的唱导师，即精通佛法的高僧，运用艺术形式，通俗地宣讲佛法，很受大众欢迎，也受到寺院僧团的特别礼遇，还专门安排寺家料理生活。

寺院僧团一方面要注重自修，一方面要弘法利生。弘法之事属外部事业，往往也需要寺家的帮助。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五〈释通达传〉云：

 

时逢米贵，欲设大斋。乃命寺家，多令疏请。及至明旦，来赴数千。[4]

 

《续高僧传》中介绍一位神通怪异的释通达法师，经常做慈善事业。当时遇到灾荒年，米贵如金，他就发心施饭，赈济灾民。来完成这个慈善事业的人，就是寺家。寺家发疏文，张榜告示，还到处去请饥民赴斋会。一天跑下来，第二天来吃饭的人数以千计。要把几千饥民请来用斋，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寺家一天就办到了，说明当时灾民之多，为通达法师工作的寺家也不在少数。

一个寺院有如此规模的寺家存在，而全国数以万计的寺院，所拥有的寺家，就成了庞大的一支居士管理和寺院管理的队伍了。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实质上存在着的寺家制度，是一种针对在家信徒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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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六，《大正藏》卷24，第558页中。

[2]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大正藏》卷23，第741页中。

[3] 《南海寄归内法传》，《大正藏》卷54，第227页中。

[4] 《续高僧传》卷二十五之《释通达传》，《大正藏》卷50，第655页下。

清净行居士

（三）菩萨僧制度

    菩萨僧制度，即北周时期的临时性佛教信徒管理制度。其伴随着北周武帝灭而产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悲剧。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云：

 

昔汉魏晋朝，沙门名号，用舍不同，故有号竺法护为敦煌菩萨，及天竺菩萨竺佛朔，月支菩萨支谶等。伪国不闻此说。後周太武皇帝废释道二教。建德三年，诏择释道有名德者，别立道观，改形服为学士。帝赐小道安牙笏，位以朝列，不就。寻武帝崩，天元宣帝立。意欲渐兴佛教，未便除先帝之制。大象元年敕曰，太武皇帝为嫌浊秽，废而不立。朕简耆旧学业僧一百二十人，勿翦发毁形，於东西二京陟岵寺，为国行道，所资公给。时有高僧智藏，……敕令长发，为菩萨僧，作陟岵寺主。……又释彦琮不愿为通道观学士，以其菩萨僧须戴花冠衣璎珞像菩萨相，高僧恶作此形非佛制也。……又灵干者初简入菩萨僧，后方剃发矣。究其心游佛理，行切苦空，证圣之深，登地以去。则无沙门之形也。佛法污隆，王臣制作。遇其抑勒，知复奈何！凡百学徒，观此思事。[1]

 

    上文所述是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即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破坏佛教的事件）的第二次北周武帝灭佛，发生于建德三年（574）及建德六年（577）。建德三年发生在北周，建德六年发生在遭北周并吞的北齐。这次灭佛事件原因有三，一是采纳道士张宾及还俗僧卫元嵩的排佛思想，引发佛道二教的争论，二是国家财政空虚，想没收佛教慈善基金和寺产填补国库，三是佛教团体本身的堕落。

这次排佛事件前期，先有文武百官及儒佛道信徒约二千余人，展开空前的宗教比较研究，确定儒佛道三教的优劣，费时前后达七年时间。在多次由北周武帝亲自主持的辩论会上，道教没有如想像中一样驳倒佛教，他于是下诏灭佛道二教。当时全国的宗教信仰比较突出，有三百万的出家僧道被编入军民，寺观经像全被破坏，财产充公。

建德六年，北周吞并北齐之后，马上强制施行灭佛政策，以致在北齐文宣帝时达到隆盛的佛教，也遭到北周武帝残酷的蹂躏。灭佛政策受到当时老百姓的大力抵抗，甚至有可能引发民族事件。北周武帝心力憔悴，灭佛几个月后，在百姓的一片反对声中死去。仅出家僧达三百万之众的佛教，当然有强大的民众基础。灭佛事件，是公然破坏人民信仰的恶劣行为，当然要引发人民的反抗。北周武帝无奈采纳调和手段，即选智藏法师等120人，蓄长发着俗服，对在家信徒进行管理，以解决人民群众的信仰问题。被朝廷强迫还俗，像菩萨一样着装的人称菩萨僧，专门负责管理在家信徒。

北周武帝暴毙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封建统治者不能马上否则其父王的错误决定，只有继续采纳“菩萨僧制度”，先稳定社会局面，再陆续恢复佛教。因此，菩萨僧制度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挽救错误的行政干预宗教的决定，采取的补救措施，但这也是一种罕见的居士管理制度，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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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赞宁《大宋僧史略》，《大正藏》卷54，第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