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语，“生时从生殖器知道，死时从脸面知道”。就是说，人生下来时是从母亲的生殖器而生，人死时从脸面和两眼的闭合的情况知道其死因。在蒙古族地区，尸体不能从门搬出。必须从窗户搬出。理由是古时蒙古人所住的房子是以羊毛等制做的毯子裹的蒙古包。蒙古包有天窗。蒙古人的宗教意识中，人死后他的“宿尼素”从天井出去，去往佛国净土。蒙古人认为人去世后他的“宿尼素”，三天才可彻底离开肉体，为此蒙古族地区习惯上必须把逝者的尸体放在家里三天。三日之后方可搬出。
在蒙古族地区，尸体从脚到头全身用白布包好。蒙古人认为白色代表善业，如果用白布包裹尸体的话，死者定会往生佛国净土。用白布包裹尸体的工作由男性来执行。人去世后3～5日后，尸体放入棺中，四名男性抬往墓地。逝者的长男拿着在白布上写有观世音菩萨的“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在送葬队前面引路。蒙古人把写有观世音菩萨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的旗叫“嘛呢鹗古尔格”(maNi egurgu)，旗杆是用柳树枝做的。女性是不允许同行去墓地的。上述情况仅指土葬而言。
在蒙古族地区，一般年轻人或小孩的丧事，是以自然葬(俗称天葬)的方法来进行的。把死者的尸体运到山或森林荒野，让鹰、狼等动物吃尽尸体。同时认为，如果死者的“宿尼素”还符在尸体的话，动物不会吃死者的肉。所以说，死者是否往生净土，看动物是否吃了死者的尸体。综上所述，在蒙古人的宗教意识中，人死后肉体留在人间，只有人的“宿尼素”往生净土。为此，把死者的尸体运到山或森林荒野，让动物吃，这样一来，像狼那样的大动物因吃死者的肉，从而拯救了那些小动物的性命，这也是死者行善积德的又一次机会。而且往生极乐净土的只有人的“宿尼素”，不是肉体，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中，人如若执着肉体反而妨碍往生净土。
《金刚经》中云:“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中略，不应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身相得见如来，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菩提道次第心传录》中云:“死亡降临时，钱财、亲朋好友、娇艳丽色等今世的一切权势财富都对死者帮不了任何忙，同时，与自己与生俱来的躯体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唯一能起到帮助作用的只有佛法。”
所以说，尸体施舍给动物，是一个往生净土的方便法门。是蒙古族地区净土思想的重要特征。
有关蒙古族地区丧事问题的诸多细节有待后日细加考查并进一步研究。
二、 《养成自己与自己和谐、自己与他人和谐、自己与社会和谐的人生态度》
1 养成自己与自己和谐的人生观
自己与自己和谐，就是说，自己应对得起自己，佛经说: “人身难得，五根难具，佛法难闻，功德上师难遇。”暇满人生难得，“暇满”，是说，“优越的人生”，具备18种内外条件，其中包括环境条件、社会条件、生活条件、教育条件、政治条件以及自身内部条件等。
按生理条件来说，父母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而且，我们国家正在快速发展。因此只要你自己把握住机遇、选择好自己要做的事业，并努力去做，都会成功的。要有一种“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有责任感，对自己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和家庭的责任。在不同的学习、工作岗位上，尽每一个人的爱心，回报父母、回报社会，感恩善待人生，为世界和平，为构建和谐社会，为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履行我们每一个人的应尽的职责。
佛法说成佛的法门（方法、手段、途径）有八万四千之多，但是每一位修行者的要求和自身具备的条件不一样，所以选择的本尊各异，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比如说中国、朝鲜、俄罗斯，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与其他国家也不一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是多宗教、多元文化、多民族的国家。毎一个民族的文化、宗教艺术需要有专业人才去挖掘和研究。这样更体现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鳴的方针。我们每一个地区，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建设有其特色的美好家园。第十世班禅大师也提出：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三者缺一不可。
2 自己与他人和谐的宽容慈悲平等的人生观
佛教，尤其蒙藏佛教强调“为利为母有情愿成佛”的弘愿， “一切众生（人民大众和自然界的生命）是我的幸福田”对待一切众生，像对待自己今世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去关心，去帮助，是修行者的积累福德资粮的机会。《释迦牟尼佛赞》说:“一切诸佛兴于世，圣教显明如日光；持教相和如兄弟，愿施正教恒吉祥。”大家想一想，没有我们的父母，哪有我们的今天，从生下来，父母给了我们无私的养育，父母之爱是世间最纯洁的爱，真诚的爱，所以佛经上说，把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众生、都看作我们今生的父母来对待，知恩、念恩、报恩、慈爱、大悲、增上意乐（广大的责任心）、发菩提心。这里说的“一切众生是我的幸福田”，是指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为我服务，假如没有人民大众，我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也生存不了。所以佛教界提出善待众生，感恩回报社会的理念。《上师供养仪轨》中说:
爱执自己衰损门，爱执诸母功德本；
故以自他等换行，作修心要祈加持。
至尊上师大悲者，慈母有情罪障苦；
今于我身令成熟，尽我乐善施舍他，
众生具乐祈加持。
蒙藏地区广大僧俗在纪念宗喀巴大师恩德的同时善发菩提之心，学佛行佛，以大师的教诲为明灯，树立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成佛的信心。
宗喀巴大师的把一切众生视为亲生父母，把慈母有情的一切烦恼、业障、苦恼，当下都由自己一人代受；把自己所修行的一切功德喜乐皆奉献给众生，这是自他相换的高尚品德。我们在悲力方面学习大师的那种舍身弘教利生的菩提精神。
3 自己与社会和谐的人生态度
我们知道，我们个人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那种我让社会上的一切人都顺从我一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与一切人和睦相处是可以达到的。《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中的普贤菩萨十大愿之一就是“恒顺众生”的大愿。来顺应人民大众的心态愿望，来适应社会，尽最大的努力满足人民大众的心愿并帮助人民大众。佛教是宽容、慈悲的宗教。是不分民族、国度、种族、没有分别心的宗教。佛教为世界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文明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北京大学佛学大学者季羡林老教授说:“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促使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他还说:“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海内外友好交流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说，“三通未通，宗教先通；宗教未通，佛教先通”。这说明佛教在国际交流等方面起着积极的穿针引线的调解与和谐作用。
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法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提出，“爱国爱教爱好和平，为法为人为证菩提” 的思想。可以说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在第六届佛教代表大会上，赵朴初会长说：“我国佛教典型地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等五性，还具有显著的文化性”。所以说，宗教工作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宗教工作做的好，就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负面作用是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以至制造恐怖事件。有人将之称为“文明冲突”。我说不尽然。世界三大宗教都是主张抑恶扬善的。我们的时代是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更处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这种情势下，***主席及时提出：“与时俱进”，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佛教也深感提的适时。早在1963年，毛泽东主席就指出: 不研究宗教“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美国著名记者马克克莱顿于2002年2月26日在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发表题为《学者关注宗教问题》一文中指出:眼下越来越广泛的学术界人士认为：“宗教因素”，是了解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现在懂得宗教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4 佛教对社会的贡献
民间有句俗语，曰：“天下名山僧占多”，我感到“天下名山僧建多”才符合历史事实。众所周知，全国各地名山古迹，大多数都是僧人、道士所建造的。仅以我们蒙古族地区为例，诸多名山古迹几乎都是以僧人为主建造起来的。所以，蒙古族地区称佛教寺院为道德教化、慈善事业、民族文化的中心，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推动经济繁荣，构建和谐世界发挥了积极而有益的作用。深得广大农牧民的爱戴。
社会的快速发展引起“双重紧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自古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寻求精神方面的追求。这一精神方面的满足只有宗教才能提供或做到。佛教讲的是缘起思想。人们无论做任何事，都有一个动机（目的）。人生如果没有目的、理想，就会活得很累。在这方面佛教提出了生存求解脱的八要素（八正道），即“1.正见、2.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精进、7.正念、8.正定”等正确的人生观。从古至今，“禅商并重”的时期，都会呈现社会稳定，文化繁荣，人们安居乐业的局面。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白领修行”的方式。在企业工作的人，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生活状态，幸苦、忧虑、身心不和谐，有必要定期进行精神调适。这种调适在企业环境中很难实现，而佛教寺院的环境和佛教的修行方法为之提供了很好的选择。他们需要靠佛教慈悲、宽容的心和智慧的抉择去引领正确的处事方法，还引导他们止恶行善的人生观。要知道人身难得，五根难具，生命短暂如泡影，业报不虚。要知过去因，現在受者是；要知未来果，现在造者是。坚定信心，勿失良机，不虚度年华，坚持一日一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高尚人生观。日本和韩国等佛教大国在“禅商并重”方面的做法是比较成熟的，国内却刚刚开始。北京大学佛教研究大家季羡林老先生在《季羡林谈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中论述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解决宗教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他们把佛的一些清规戒律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既满足了宗教需要，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科技大国。
5 佛教的平等观、自律观、自他观和“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2006年我国在杭州和普陀山举行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是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上有些人士对我国的宗教、民族政策不理解，甚至散布歪曲我们的一些观点，所以这一次我们国家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件大事。那么这次大会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八个字——“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我们争取世界和平，大家都希望和平，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社会怎么能和谐，世界怎么能和平？关键在于人心，这是大会的主题思想。我们宇宙一切精神物质现象的根源，苦乐的根源也在于我们的心，用心去尝受，我们每人每天每时每刻产生各式各样的念头，这个念头的源头，还是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想达到和谐，佛教信众要达到解脱，关键在于心。轮回的根本无明也是心。藏传佛教的生死轮回图中，将无明形象地画作一位盲目老人，双目失明又肢体不灵活，拄着拐杖在盲目地艰难行走，其后果只能受制于轮回。
要达到这个和谐，就要学习佛教的四无量心: “愿诸有情具足安乐及安乐因，愿诸有情永离苦恼及苦恼因；愿诸有情永不离失无苦恼之乐，愿诸有情远离爱恶亲疏住平等舍。”祈愿包括我和所有的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在佛教里叫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怎么样的心呢？是觉悟的心； “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是说让我们自己和别人都去觉悟，脱离烦恼痛苦。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
6 “八荣八耻”与佛教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作为国人的准则，这是我国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做人的行为准则，在佛教里可以把他称为，“八善八不善”，什么叫善，今生后世对自己和别人有究竟利益者叫做善，反之叫做恶。光对自己好对别人不好的事情不叫善，而这里面的利益乃究竟利益。就是说，永远有利益，不是说暂时的利益，暂时的利益不叫善。佛教里非常重视这一究竟追求的思想。河北省香河县肉身不烂（金钢琉璃，圆寂时88岁）的周凤臣信女对后代提出做人的五条标准，一、走到天边，口要对着心，心眼儿要放在正地方；二、遇事多替别人着想，不要光想着自己；三、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走，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五、一个人做好事有人知道，做坏事也有人知道，最终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人人都做到的话，世界会和平，人们会安居乐业。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国各地的建筑、道路、居住的条件都比过去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乃是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是，我们的精神呢也要跟上去，所以在这一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伦理都在改变，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更要把握住自己，把握自己的信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为自己找借口，大家都那样，我也那样去做，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有一个准则，这就是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当然也有益于自己。
面也提到，和谐的反面是冲突、矛盾，冲突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的是痛苦。比如，恐怖主义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的都是一种毁灭性的痛苦。所以我们每天把这个“心”都要保护住，使它不受外来的污染，这是我们做人的宗旨。我想这个和谐，首先要心里和谐，也可以叫心里平衡，你不这样去做，就跟谁都和谐不了，因为你看什么都别扭，说明你心里本身就有问题，有一点不平衡心就不顺心了。如果我们知足常乐，感到生活幸福，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平常心是道”，心里平衡。自己平衡以后，才能与别人和谐，这就叫社会和谐。再有我们要与自然和谐相处。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倡导“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是人类的美好愿望，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这个大家庭中，“家和”才能“诸事兴”。国与国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发展，国家的和顺兴旺，民族的和睦团结，社会的祥和稳定。这样更能体现政府提出的“政治上团结、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和谐理念。
这就是我们概括起来和谐社会六大内容，即“新六和: 一愿培植善心，发乎善行，则人心和善。二愿亲情稳固，爱心充满，则家庭和乐。三愿真诚沟通，平等互助，则人际和顺。四愿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则社会和睦。五愿彼此欣赏，尊重包容，则文明和谐。六愿将心比心，化怨为友，则世界和平。”三大归根主要内容，因为你破坏了自然，破坏了生态，破环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大自然也会报复我们，比如，在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地发生的海啸，你跑得再快，你也跑不过海啸，跑不过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报复，下一场暴雨你种的一切耕地则毁于一旦。所以这个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我们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结束语
笔者于1993年为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赴日本爱知学院大学留学，在著名佛教学者前田惠学教授座下攻读了硕士、博士课程、1997年3月获硕士学位，2001年7月获博士（文学）学位。在日留学期間主要研究了中国、日本、西藏和蒙古佛教的阿弥陀佛净土思想比较研究（硕士论文）2002年4月～2004年3月、又与日本同朋大学中村薫教授以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別研究员共同研究了《日本净土思想与蒙古佛教的净土思想比较研究》的课題，进行了二年学术研究。
在笔者的硕士中论文的一部分，介绍和论述了中国净土思想，“念佛七”（亦称:打佛七）。这篇文章引起我的导师前田惠学教授和其他教授的关注，推荐笔者的论文在日本学术大会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于1998年在日本东海印度学佛教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念佛打七”起源与发展》刊登于（日本《东海佛教》第四十四辑），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和民众的关注。通过本论文的发表，日本有关关心中国净土思想的学者和人士们，纷纷通过不同方式与笔者联系，了解中国净土思想和中国的发展情况。笔者在日本留学研习佛学十余年，我的日本导师世界著名佛学家前田惠学教授一贯教导我们研究现代佛教必须要注重两种方法，一、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二、必须要进行田野调查才能了解佛教的真实样态。这样才能体现佛教的博大精深，体现佛教的“教义佛教”和“民众佛教”的全面具体内容和内涵。
1999年7月，前田惠学教授与笔者，来我国访问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在教务部主任妙华法师的推荐下，特访了北京佛教居士林夏法圣理事长，以及北京雍和宫胡雪峰副住持、通教寺等寺院的念佛情况。两国佛教之间对净土念佛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交流会谈。此次访问我国的详细介绍由前田惠学教授在日本《中外日报社》连载了题为“关于访问北京、河北念佛打七情况”（1999年9月16、17、18日）。笔者在日本《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号，2000年3月）上刊登了“中国念佛打七信仰的发展与现状”的论文。比较详细介绍和论述了我国净土思想的现状，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论述。
1998年3月27日至4月15日，应全日本佛教会副会长、爱知县佛教会（岩田文有会长、日本净土宗大本山光明寺住持））和名古屋净土宗想念寺邀请，丹迥·冉纳班杂活佛作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佛教文化交流团团长，河北省承德市普宁寺塔日吉德活佛、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办公室李德成主任一行3人赴日本访问。在日本期间，先后走访了爱知县、名古屋市、京都府、鸟取县、东京都等5个佛教宗派的22所寺院和佛教大学（爱知学院大学、同朋大学、龙谷大学），以及有关的佛教团体和新闻出版机构（中日新闻、京都新闻、中外日报、佛教周刊、爱知学院大学学报）。弘法传情，广结佛缘，为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交流史增添了光辉，增进了我国蒙、藏、汉语系佛教与日本佛教界的友谊。爱知县佛教会是日本佛教寺院最多的县，现就爱知县内有佛教寺院4500多座。全日本佛教约有16个宗派、77000多座寺院，共有僧侶80000多名（日本总人口1.3亿）。
东别院是日本佛教浄土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位于日本京都)中部地区的分院，东別院所属的浄土真宗寺院就有700多座。
1999年6月，日本爱知县佛教会会长岩田文有法师，一行爱知县佛教会43人来我国访问了北京雍和宫、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大召寺、席力格图召和河北省承德市普宁寺，并在普宁寺蒙藏佛教和日本佛教联合举行了祈祷大法会，法喜充满。
2002年10月，日本同朋大学和爱知县佛教会共同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桌新平所长为团长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文化交流团”（社科院宗教所4人、雍和宫4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1人共9人组团），由王志远教授在同朋大学作了“中国佛教的回顾与展望”，的演讲报告， 登于日本《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3号，2003年3月）。由何劲松教授在爱知学院大学作了“禅与书画艺术”的演讲报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曹志强副院长在日本真言宗别格本山大须观音宝生院作了“藏传佛教”的演讲报告，又在日本日泰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文化交流团”与日本民间团体举办了声势浩大交流活动，中国学者和官员平易近人的高尚风格赢得日本民众的好评。访问交流了日本净土宗大本山光明寺、净土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和前田速念寺等佛教相关大学以及寺院。日本新闻媒体分别刊登在日本《中外日报社》、《中日新闻社》、同朋大学学报、爱知学院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2003年11月，在日本巴利学佛教文化学会和日本东海印度学佛教学会共同邀请了北京佛教居士林夏法圣理事长（北京市宗教局季文渊副局长同行）期间，在日本同朋大学3次分别为《中国的居士与居士林》、《禅净双修与人间佛教》——“打禅七”与“念佛打七”、《净土念佛与临终的关系》的演讲。日本《中外日报社》（2003年11月27日）和日本《中日新闻社》（2003年12月7日）都分别刊登介绍了夏法圣理事长和北京市宗教局季文渊副局长访日演讲的内容。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关注和民众的爱戴。夏法圣理事长的演讲内容 “现代中国的居士佛教” 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刊登于日本《同朋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4号，2004年3月）。
日本同朋大学中村薰教授，近几年多次率日本净土真宗的佛教徒和同朋大学学生来我国访问期间，北京佛教居士林、北京雍和宫、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并在内蒙古、西安等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两国净土思想方面的友好交流和民间文化交流活动。
